中共的红色恐怖
在中国共产党和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内战时期，1927-1937年的第一次内战和1945-1949年的第二次内战，在红色根据地里的中共苏维埃政权称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为白区，把中国国民党在白区里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清剿行为称为白色恐怖。然而自1949年中国国民党被中共赶出中国大陆以来，中共政权对中国人民实行的红色恐怖比当年的白色恐怖更可怕。
一. 赶尽杀绝中华民国余部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1日掌权后由党主席毛泽东在1950年3月第一次发动的，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和镇压留在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党、政、军人员和其他反共人士的大规模政治运动。许多相信中共“爱民如子”宣传的中华民国将领在中国大陆惨遭杀害，其中上将与辛亥革命元勋4名、中将 78 名、少将159名。辛亥革命元勋何海清，1915年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四支队长，1923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他在1925年10月解甲归田，兴办学校，却在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被残酷处死。 辛亥革命元勋宋鹤庚上将，于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第壹旅旅长。1923年被孙中山任命为第壹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北伐失败后辞职回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1952年1月，宋鹤庚以反抗革命罪名在家乡湖南湘乡县被处死。辛亥革命元勋夏之时，于1920年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他退出军政界， 隐居成都办学，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但在1950年10月6日被中共枪决。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1926年北伐战争时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 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北伐之后在多处筹资建校兴业。1949年第二次国共内战末期，中国国民党方面曾派人请邓玉麟离开中国大陆，但邓玉麟不愿离开故土。1951年3月中共以 “组织反革命暴动”罪名把他处决。连许多带兵马向中共投诚的将领也不能幸免。起义的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陈春霖，在镇反运动中于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率新编第五军向解放军投诚的军长徐经济也在1951年被处决。据中共政权1954年的官方统计，镇反运动中共有260余万人被捕，130余万人被监禁，另有71. 2万人被处决。其中包括诸多平民，如著名作家和学者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最著名的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父亲查枢卿； “新派武俠小說" 的開山鼻祖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
运动期间中共政权组织了许多次群众集会，对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的人进行极其血腥和恐怖的审判和处决。仅在北京一地就有约300万多人参加过这种集会。在一次这样的集会中，有200人被游行后处决，他们的血溅到观众身上，由卡车载着沾满鲜血的尸体沿街运走。
中共政权举行审判和处决反革命分子群众集会。
二. 血腥的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是毛泽东在1957年发起的迫害批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和精英人士的大型政治运动。他们发动父母、子女、夫妻、朋友揭发亲朋好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然后把他们打成右派，戴上右派的政治帽子，接受监督改造，造成大批右派在迫害中死亡，并制造了许多夫妻离异，亲子反目，朋友陌路的人性悲剧。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共政协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和中共交通部长章伯钧在反右运动期间遭到自己的多年好友，中共司法部长史良的揭发批判，自此好友形同陌路。后来他被列为中国头号右派，撤销了所有职务，停发了工资，并须接受多家单位的轮流批判。在迫害期间他落下了多种疾病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治，于1969年5月17日在他74岁时含恨去世，死后还不准开追悼会。
中国的第二号右派罗隆基的同居10年的女友浦熙修也在中共的指令下被迫批判自己的爱人，并宣布和他断绝关系。被打成右派以后，他被中共撤消了中国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共政协常务委员和中共森林工业部部长的职务，工资从四级降到九级。在连续不断地揭发批判下，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于1965年12月7日去世，只活了69岁，死后他的家人连他的骨灰也找不到。
储安平是现代著名的学者、知识分子。他曾任《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他是首个因批评毛泽东而在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人。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發表了他的《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見---党天下》文章。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写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攻击储安平，反右序幕从此拉开。他也因此遭到了反复的批判，被迫在1957年7月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他的妻子被迫和他离婚，子女被迫宣布和他断绝亲子关系。后来他离家出走，从此消失在人间。
反右运动大约持续了2年。按照中共官方的统计数据，在反右运动中全中国约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约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进行劳动改造，总计约140万人遭到批斗和迫害，部分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反右运动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极大打击，中共鼓吹的民主共治的政治肥皂泡终于彻底破灭，自此中国大陆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时代。
左：支持反右运动的游行---把反右运动进行到底！右：群众正在批判中国头号右派章伯钧。
三. 中国的十年浩劫
中国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自1966年初至1976年底在中国大陆进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荒诞不经的政治运动，因其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故后世也称“十年浩劫”。这场运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消灭封建主义余孽、清除自中央到地方的修正主义为幌子，自上而下地動員人民進行鬥爭、夺权和毁灭活动。在这场运动中所有政府机构都被摧毁，官员被送去劳改和批判；学校停课，学生们成为红卫兵在校内外搞斗争和破坏；工厂停工，工人们组织造反队去政府机构造反和夺权。在这场运动中，几乎所有的老师、知识分子都被批斗，许多人被迫害致死（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在1968年6月8日被毒打致死；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人造卫星的奠基人赵九章在受到造反派批斗后于1968年10月25日服药自殺；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著名作家老舍被红卫兵侮辱毒打后于1966年8月24日跳入北京的太平湖自尽；著名翻译家和作家傅雷在遭到红卫兵抄家、批斗、罚跪、和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后，于1969年9月3日和夫人朱梅馥双双系在窗框上自缢；被《大英百科全书》称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熊十力，在被红卫兵抄家批判后绝食身亡；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田汉于1968年12月10日在监狱里被迫害致死；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因拒绝揭发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问题惨遭迫害，于1968年12月18日与夫人戴淑婉双双服用安眠药以死明志。）；无数的珍贵文物和名胜古迹被被当作封建残渣毁坏；青少年得不到教育，出现十年人才断层；科研停滞，工农业产值严重下滑，国民经济从此一蹶不振。
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毛泽东为了消灭政敌，夺回失去了4年的对中央和地方的掌控权。中共建国后，毛泽东推动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项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造成1958-1962年的大饥荒，经济凋敝，饿殍遍地，全国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人民怨声载道，地方和中央离心离德，中共出现了执政以来的最大的危机。在1962年初中共召开的七千人检讨大会上，迫于形势毛泽东退居二线，由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主持中央日常事务。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毛泽东在这场荒唐的运动中鼓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号召人民清除封资修，批判知识分子，占领政府机构。他还在1966年8月7日亲自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号召人民把炮口直接对准国家司令部。自此刘少奇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轮番批判，包括他的前妻王前，他的女儿刘涛和儿子刘允真。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在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指令下，1967年1月3日在清华大学和中南海职工食堂同时贴出大字报《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揭发批判亲生父亲刘少奇。1967年7月22日，刘涛与母亲王前、弟弟刘允真联名写出大字报《坚决支持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揪斗刘少奇的革命行动》，由刘涛和刘允真亲送到批判会现场，为批斗刘少奇助阵。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因不愿和父亲断绝关系，被红卫兵批斗了一整天之后，卧轨自杀，年仅43岁。刘少奇于1969年10月17日被遣送到河南开封，1969年11月12日在那里被迫害致死。反对毛泽东的彭德懷元帥、賀龍元帥及政治局常委陶铸等人也相继被迫害致死。刘少奇曾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家主席和中央常委职务，带妻儿到延安或老家种地被拒绝；彭德怀曾给毛泽东写信求情，但仍被批判和毒打，打得前額出血，第五和十肋骨骨折，连在临死前和离异的妻子浦安修见一面的卑微要求也被拒绝；贺龙在患糖尿病的情况下並未使用胰島素治療，1969年6月8日反而被注射高滲葡萄糖溶液，第二天即因糖尿病酸中毒死於北京301醫院；陶铸在1967年下台后即被囚禁，1969年10月18日被遣送到安徽合肥，1969年11月30日在那里被迫害致死，他生前死后都不允许家人探视。而只上过3个月私塾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司令王洪文，纺织女工吴桂贤，菜市场售货员李素文和文盲农民陈永贵等人，被毛泽东提拔为国家领导人。其中王洪文还被培养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当上了中共副主席。
毛泽东为了实现个人独裁，不惜发动学生和工人砸烂政府，迫害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破坏国民经济，颠覆中华民族5000年的传统文化。文革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的损失之大是无法估量的；对中国人民的伤害之深是前所未有的。
左：红卫兵在批判国家主席刘少奇。右：批评毛泽东后，彭德怀元帅遭到血腥的迫害。
四. 军队镇压民主运动
«89民运» 是1989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由学生主导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运动在4月15日自北京天安门广场开始，至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后结束，持续了7个星期。这是中共自1949年掌权以来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触发了这场运动。作为一位热情洋溢的自由派改革者，胡耀邦在任内不遗余力地批判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并清除他的政治遗毒：他批判毛泽东的专制统治，终结了人民对这个已故舵手的个人崇拜；他批评毛泽东的残忍和不人道，政治上的狂热和经济上的激进，历尽艰辛为数以千计遭受毛泽东迫害的人讨回了公道；他提倡年龄限制、任期制以及退休制度；他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胡耀邦以其朴实勤俭的生活方式，坦率谦逊的性格以及民主的工作方式受到人民的尊重。但他也因 “容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 “同情学生对民主改革的诉求” ，在1987年1月10---1月15日被中共的一帮元老连续批判后，于1987年1月16日辞去了中共总书记的职务。
胡耀邦逝世以后，成千上万的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哀悼这个饱经政治沧桑的改革家，并向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信，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呼吁政府加快民主改革步伐。抗议逐渐蔓延到全国多个城市。由于强硬派主导的中共政权拒绝妥协和让步，悲伤和同情的集会游行演变成更大规模的民主示威和绝食抗议，最后中共军委主席邓小平下令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89年6月3日晚上起用坦克和军车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最终于6月4日在中共的枪炮屠杀和铁蹄蹂躏下悲壮地结束。
左: 学生主导的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 右: 中共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
五. 祸国殃民上海帮
89民运被中国军队镇压以后，江泽民带着他的政治设计师曾庆红进京担任中共总书记，他的秘书贾廷安担任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他们从上海调来大批人马担任中央办公厅，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要职，在中央建立了一个以江曾为核心贾为大内总管的上海帮。
上海帮以腐败治国治党治军，任内贪腐之巨、窝案之多前所未有，出现了大批巨贪高官，巨贪军头，使中国变成世界上贪腐最严重的国家。为了保护他们的巨大利益，江泽民2002年退位以后，权力架空了被邓小平隔代指定为总书记的胡锦涛，在中共中枢中南海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江泽民总书记办公室的编制，在中共军委大楼内的军委主席江泽民办公室继续发挥着原来的所有职能。2007年3月，习近平被江曾调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向上海帮拜码头，和老帮主谈交易，并接受江曾传授的锦囊和江曾荐举的人马。2012年12月习近平在江曾的精心筹划下当上中共总书记和中共军委主席，曾庆红亲自从复旦大学挑选的法学教授王沪宁成为他的政治设计师（现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书记处第一书记），原上海市委秘书长丁薛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和总书记办公室主任，至此，新上海帮正式形成，厚颜无耻的江泽民才从中共首脑所在地中南海和中共军委司令部八一大楼内撤去了那两个臭名昭著的办公室。
新旧上海帮自掌权以来做了许多祸国殃民的事。由老帮主江泽民主持上马的三峡工程就是一项被中国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称为祸国殃民的工程。2006年中共政权不顾中国人民和中国水利专家的强烈反对，在世界第二大的河流长江上以1352.66亿人民币的天价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三峡大坝，造成千百万人民失去家园，大批田地被淹，大量的珍贵文物被毁。自此以后，由于特大水坝造成的水文、气候、地形、地压的巨大改变给三峡大坝上游的四川省带来了持续十多次的地震。其中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发生的8.2级汶川地震是中共自1949年掌权以来破坏力最大的一次地震，造成87150人死亡和失踪（其中遇难69227人，失踪17923人），374643人受伤，1993.03万人失去住所，受灾总人口达4625.6万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451亿元人民币---6倍于三峡大坝的造价。2020年6月30日新帮主习近平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是又一项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唾骂的祸国殃民的恶法，他摧毁了香港有限的民主和自由，对香港实行和大陆同样的红色恐怖，使外资出逃，免税不免，投资却步，亚洲金融中心易主，世界自由港光环褪色。他背叛了邓小平向香港人民和国际社会保证的 “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 的承诺，杀死了这只为中国人民下了几十年金蛋的鸡。
中共无视普世价值，践踏国际规则的倒行逆施也给世界带来了灾难，伤害了整个人类。自从人类发明了基因编辑技术以来，科学家一直担心这项技术被用于制造基因改动的人类，引发人伦危机。2018年11月26日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他创造的世界上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一对双胞胎女孩已在当月出生。他的公告促使世界122名科学家发表声明，一起谴责他的疯狂行为。现在正在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前辈寄生在栖息于山洞里的蝙蝠身上，非常有惰性，妥妥地附着在蝙蝠身上和人类相安无事。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专家石正丽在2013年把它们从云南的山洞中抓出来做模拟人体研究，让它们在模拟的人体上进化和变异，导致了2019年年底武汉病毒在武汉的大爆发和当下的世界大流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进行这类“功能性试验” ，因为它会使病毒变得更危险和更具传染性而最终伤害人类。多年来，中共政权一直在制造生物武器上疯狂地玩火。但是这次不但烧着了自家的房屋，也烧坏了地球村里邻居的房屋。
六四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后由江曾在1989年7月建立的中共国家安全部委员会，是中共1949年掌权以来最庞大最邪恶最神秘的特务组织，它的任务是侦查和迫害全国各地的民主人士，以防范89民运的重演。2013年11月12日新帮主习近平建立了更庞大更广泛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把對外的國家安全和對內的國家安全結合在一起进行统一领导，包含了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司法部、武警总部、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情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络局、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网络系统部、外交部、中央外宣辦等部門。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从今往后中共将在国内更严厉地实行红色恐怖，对国外更广泛地输出红色恐怖。他们比以往更大规模地迫害追求民主的民众，他们用毒药和医生毒杀更多的抨击中共专制的人士。中共政权自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用坦克和军车屠杀大批学生后，一直在用毒药和病毒毒杀为子女讨公道的 “天安门母亲” 组织成员及其家人。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的天安门母亲苏冰娴，在向外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夫人揭发中共的暴行后，就被中共特工绑架到拘留所进行讯问和搜身。 2001年1月15日晚上六点半，她喝下中共特工通过医生给她的含毒饮料后就上吐下泻，两眼失明，痛苦地呻吟几声后死亡。天安门母亲徐珏热心为六四遇难家属服务，并向民众散发自己写的证词揭露中共暴政。中共特工用肝炎病毒感染了她，然后在收取了昂贵的肝移植费用后在2017年4月24日把她杀死，她死后中共还禁止在她的墓碑上刻上她的名字和任何文字。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1989年6月3日晚，她的17岁儿子蒋捷连在天安门广场以西5公里处的木溪地被人民解放军枪杀。自儿子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中丧生以来，丁子霖一直在为受害者讨公道，并和其他两位母亲成立了“天安门母亲”这个公益组织。为了搞垮这个反抗中共专政的组织，中共特工利用她的丈夫蒋培坤和前妻生的女儿蒋女士劝阻她停止抗争活动，因为阴谋没有得逞，他们在2015年把父女俩都毒死，妄图以死亡来恐吓她停止这个组织的活动。因参与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和起草《零八宪章》多次入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中共特工以检查和治疗为幌子，注入了大量的毒物和肝炎病毒，摧毁了他本来很健康的身体。经过两个月的所谓治疗，刘晓波于2017年7月13日在医院因肝癌和多种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在武汉病毒爆发的初期，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李文亮因在2019年12月30日用微信向朋友圈披露了疫情而遭到警方训诫。李文亮在2020年1月30日和31日接受中外媒体的采访后，这位年仅33岁的吹哨者即被中共特工在2月6日以武汉病毒为幌子毒死。李文亮的猝死引起了他的医生同行、武汉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医生是最不容易得病的职业，年轻人是最容易康复的群体，人们根本不相信他会死于这个病毒，包括他的从武汉病毒中康复出院的父母。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后，全国各地有42,000多名医生和医务人员来到武汉帮助抗疫；在武汉的两个多月中，没有人死于武汉病毒或被武汉病毒感染。为此中共特工以武汉病毒为幌子，在李文亮医生死后毒死了大批武汉的医生，其中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彭银华医生和武汉市协和江北医院的夏思思医生年仅29岁。
左：2019年的89民运30周年，天安门母亲们祭奠罹难亲人。右：2020年2月7日，民众为武汉病毒的吹哨者李文亮医生举行了悼念仪式。
六. 监禁民主改革，炸毁国际合作
1. 用政治妓女把和我一起进行民主试验的企业家送进监狱
和其他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一样，我和我的家人和亲友也遭到了中共政权极其血腥的迫害。我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十多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1977年经高考录取的第一批大学生（当年在大批没有被大学录取考生的强烈要求下，中国政府破例进行了第二次招生），被全国人民喻为天之骄子。不幸的是我不但没有享受到这份荣光，反被上海的国安特工当作外国代理人来迫害。因为我常常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宣扬民主的理念，提倡自由和正义，呼吁改革和开放；而且我不限于纸上谈兵，还在上海的一家集团公司-上海文华集团进行民主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试验，改变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推行党政分开的行政负责制和经济开放政策；再加上除了自己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之外我也喜欢翻译外国的书籍和文章，并不时向外国专家咨询翻译中的问题。为了获取我当外国代理人的证据，中共政权指令一个政治妓女去勾引文华集团董事长陈文龙，然后以强奸罪把他判监7年，在狱中敲问我的罪证。但我只是为实施我的民主改革理念，为天下兴亡尽一个匹夫之职，所以没有去领文华集团为我编列的那份工资，他们既找不到我的政治证据，也抓不到我的经济把柄。他们也曾指使一些女人接近我，包括未成年的学生，但我没有掉入他们设下的桃色陷阱。
2. 破坏我和合伙人的合作
我在中国大陆有两个做国际贸易的合作伙伴，一个是上海仲义建设集团的董事长孙林桥，另一个是辽宁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张丕林。孙林桥是我的陈行同乡，陈行中学校友。他从陈行中学毕业后去部队当兵，成为一名师级军官，后转业到上海县组织部当专员。我因中国文化大革命学校关闭而去农村当农民，直到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才进大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县宣传部当专员，成为孙林桥的同事，在他的隔壁办公室工作。我平时住在县政府的宿舍里，每天的早晚都在办公室里学习、写作和翻译；他是一个很勤勉的政务官，每天最早来很晚走，我们之间常有很感性的心灵交流，彼此惺惺相惜。他很欣赏我的工作能力和好学精神，还请我教他女儿学英文，培养她学习英文的兴趣。后来我因无法适应腐败的官场文化辞职去上海市三林中学教中文和英文，几年后去了美国；他也离开组织部创业，成立了上海仲义建设集团。他的集团既搞地下铁、轻轨、高速公路等重大工程，也开发居民小区和商业大楼。他邀请我协助他在上海做中外合作项目和建国际学校，在大连做国际贸易，因为大连有他的不动产物业，我就联系了位于大连的辽宁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作为合作伙伴，负责这家公司日常工作的是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丕林。他就放下手头的工作，带我从上海搭飞机去大连谈生意，并住在他投资的军队干部休养所。和上海的合作一样，我和大连也没有做成什么生意，因为中共政权只是通过我的合伙人来收集我当间谍的证据，而不是让他们来帮我做成生意。我在上海时，住在孙林桥给我的一套房子里，但我没有拿他的房子，只是为了方便工作住在那里，因为我自己有两间楼房和两间平房。我也没有拿他的工资，因为我没有帮他做出什么业绩，连一些已经谈成的生意最终都被中共的特工搅黄了。但我收下了他的日本朋友送给他的一台精美的照相机，因为它可以记录我在大陆的行程，见证我在商场的成败得失。孙林桥生意圈中的要员大都是他的那些军中袍泽，所以中共政权认定我在为外国政府搜集中共军队的情报。为了从我的商业活动中找证据，中共的的特工拿走了我的相机，但时至今日这帮无耻之徒还没把相机还给我。
3. 在国航的国际航班上对我下毒
我对这帮国安特工的恶行恶状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在2000年9月9日从美国洛杉矶搭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的班机去北京最高检察院控告了他们。不幸的是，我不但没有告倒上海那帮恶人，自己反被中共国安部的特工毒倒在飞机上。那天空务员送餐时，我向伺候我这一排的空姐点了饭菜，奇怪的是，这位空姐没有理睬我，直到这一排服务完了，她也没有给我饭菜。后来由餐车另一端的那位空姐给了我饭菜。我吃了这个饭菜以后不久就肚子疼，我确信是食物出了问题。多年来我一直在研发自己的中草药产品，具有医学常识，就并不断地喝水，以减轻症状。后来我痛得无法坐下，就蜷缩在走道的地板上痛苦地呻吟。一位走过的空姐看到后，马上说：“我帮你去广播室呼叫医生”。在飞机上用广播为病患呼叫医生是每一家航空公司都会做的人道行为，但为我呼叫的请求被国安的特工拦下了，一位女领班过来对我说：“我们不能为你呼叫医生”。后来我开始连续几次呕吐，把吃的食物和水全部吐了出来。吐过以后，轮番有几批人过来看我吐出的食物，但自始至终没有医生来看我。和我在飞机上遭罪的同时，我的弟弟已在上海的地面上被国安的特工毒打致残，他们打断了他的手脚，还打碎了他的头颅骨，把他打倒在血泊中，就差点没把他打死。我的父母看着为了伸张正义，瘫痪在病床上的两个儿子，伤心得老泪纵横，悲痛欲绝。
4. 炸毁民航客机，毒死合作伙伴
空中下毒和地面毒打这两个事件发生以后，我开始向中共安全部和上海市政府讨公道，要求他们惩凶，道歉和赔偿。从2000年10月到2002年春节 (2月12-26号) ，我给他们发了好多信，包括挂号信，但我人微言轻，他们根本不理睬我的投诉，甚至连一封例行公事式的回函都没有。所以在2002年3月，我开始通过民航局在美国的合伙人向民航局讨公道，因为合伙人之间处事要更公开和公正，以彰显诚信，尤其是外国合伙人；再说在国际航班上对乘客下毒是违反国际法和航空法的重罪，所有的航空公司都会对这样的事件进行调查并作出回应。刚巧我的机票是从国航的合作伙伴-美国西北航空公司那里买的（国航负责空务，西北航负责票务和地勤），我确信通过西北航协助查处下毒事件，国航一定会迅速处理此事，为了确保理解无误，我还附了一封给民航局局长刘剑锋的中文申诉信。果然没多久，我收到了西北航的来信，除了对此事件深表道歉之外，他们还告诉我 “确信我会很快收到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回应CONFIDENT YOU WILL BE HEARING FROM AIR CHINA SOON” 。
但是没过几天，在2002年4月15日，我收到的不是国航对下毒事件的回应，而是国航129号班机在韩国釜山撞山爆炸的消息（见下图），我非常确信这是国安部对民航局的报复行为，事后也证明这是国安特工精心策划的一次人祸。在国安特工策划下，原来的李姓机长前夜去天津赴宴彻夜不归，由民航局的国安特工吴新禄临时顶上，因为这样的大事是秘密进行的，连国航管理层都不知道，导致他们传真给韩国的机长名字不符。在飞机降落过程中，吴新禄多次不回应也不采纳副机长的建议，甚至在飞机飞出机场的安全区后,他仍然不理睬副机长“必须复飞”的警告,导致飞机擦撞在离机场4.8公里远的204米高的小山坡上。飞机撞山以后，这个特工机长和其他抢先撤离的37人生还，在机上协助乘客撤离的2名副机长/6名乘务员和121名乘客一起在飞机爆炸中罹难。
离国航4月15日炸机事故短短不到一个月，2002年5月7日晚9时24分，中国北方航空公司一架北京飞大连的麦道A82型客机在大连海湾上空爆炸，机上112人全部丧生（见下图），原因是我的生意合伙人张丕林买了140万元的7张保单纵火炸机（见下图）。5月7日他被国安特工急召去北京，连妻子都来不及告知。直到傍晚张丕林在首都机场准备回大连时，才打电话告诉妻子他“正在北京机场，没什么事，等回家再说”；在飞机上他又给妻子发了短信，告诉了他的航班号。在同事眼中，张丕林是一个“挺和气，挺聪明的人”；在他家养老的岳父称“这个家幸福美满，女儿和女婿和睦相处”。这样的人格特质会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吗？再说他的家庭不差钱，妻子是证券公司的高薪阶层，他自己是国企的高管，几个月前还开了一家装饰公司，光“五一”期间就接了差不多10单活，没必要为140万人民币赔上自己才37岁的身家性命。毋庸置疑这是国安特工制造的又一次人祸，他们把炸机的罪名嫁祸于我的合伙人，只是为了开脱他们在飞机上对我下毒的罪行和惩罚民航局，没有其他。距大连空难还不到两星期，中共就在2002年5月20日撤了民航局局长刘剑锋的职位，从此我再也收不到民航局处理国航空毒案的任何信息。5月7日空难后中共特工未审先判就马上把张丕林的家属监控在旅馆里，也不让他们见遗体，直到7个月后的2002年12月6日，中共向他们正式宣布了“张丕林为骗取保费放火炸飞机”的调查结果后，才允许家属领取遗体，放他们回家。
我的另一位合伙人孙林桥，和我的许多亲友一样，是被中共特工直接用毒药毒死的。他死后不久，他们又毒死了他的妻子，然后把他一手创建，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上海仲义建设集团瓜分给他们的几个代理人。
左：被中共炸毁的国航波音767客机。右：家属在韩国釜山凭吊4·15空难罹难者。
左：中共通过媒体把大连炸机的恐怖行为嫁祸给张丕林。右：5·7空难罹难家属悲痛欲绝。
七. 把我家迫害得家破人亡
为了找到我为外国当代理人的证据，中共政权对我的家人和亲友进行了地毯式的侦查和血腥的迫害。他们毒杀了一大批我的亲朋好友，包括我的父母，妻子，弟弟，亲戚，导师，学生，生意合作伙伴和其他朋友。
1. 用暴力在我家安插一只恶狼
为了实施对我家的迫害，中共政权先在我的家族中安插代理人，强迫我的二妹住到他们的代理人蔡志龙家。蔡志龙是上海星浪服装厂的厂长，我二妹管理工厂的刺绣部门。她是一位刺绣专家，心灵手巧，她绣的所有工艺品都被上海绣品进出口公司评为甲+的精品。蔡志龙强烈向我的二妹求爱，并请他的客户孙小红帮助劝说，但都遭到了我二妹的拒绝。由于柔性劝说不成，中共就用暴力逼她就范。他们命令她的在粮管所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丈夫，一个性格温和又很顾家的男人和我二妹离婚，指令他去工厂当着员工的面追打她，并把她赶出了家。但我二妹还是不愿住到蔡志龙家，而是独自一人住回到她自己买的房子。后来在中共官员的不断高压和孙小红等人的持续劝说下才去蔡志龙家。
2. 非法掠夺我的房产
蔡志龙和我二妹同居后，成了我家的超级人员。中共政权在他的配合下，摧毁了我父母、我弟弟和我的家庭。为了破坏我的家，中共通过蔡志龙强力促成了孙小红的女儿和和我的儿子的婚姻。为了不让我儿子因两家联姻而受进一步伤害，我不同意这门婚事。但是，中共政权利用我的父母主持了我儿子的婚礼。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把自己的房屋和土地等同生命来誓死捍卫，所以在民主国家里，人民的房产和地产都受到政府和法律的强力保护。但是这个无法无天的邪恶政权一直在寻找机会掠夺我的财产。 2004年，中共政权正式宣布将主办2010年世博会，并在同年在我的家乡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原来的陈行镇）李巷村建造所谓的世博家园。中共官员在既没有和我签署合同也没有我的授权的情况下，拆毁了我的两间楼房和两间平房，夺走了房屋周边的土地，然后指使孙小红把补偿给我的的三套房子中的两套卖给了我的二妹，剩下的一套多年来一直由孙小红租给一家上海饭店的老板作为他的员工宿舍，里面住着他的二十二个员工。
3. 指令我妻子对我揭发批判，再把她杀害
像中共前党魁一样，江泽民-曾庆红的老上海帮和习近平的新上海帮也破坏我的家庭关系，强迫我的家人揭发批判我。只是上海帮的头子比他们的前任更邪恶和残忍：在揭发批判我以后，把我的亲人都毒杀了。首当其冲的是我的妻子，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实农民，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务农时经人介绍和她结的婚。我到美国留学后，曾请我的学校为她准备了签证文件，叫她也来美国和我一起生活，但被拒签了，从此她很安心地和我的父母和睦相处在一起，我则常常把省吃俭用省下的钱寄给她。中共特工为了从她那里取得我的罪证，破坏了她和我的父母的关系，责令她揭发我的罪行。我的父母为此非常伤心，为了重修旧好，还专门请她在企业当领导的表哥来我家劝她回心转意，但她的表哥回去后就被中共特工毒死，她也在中共特工的策划下离开我家去和一名我的母校---上海师范大学的男子同居。但我确信她是迫于中共的淫威这么做的，所以还是照常寄钱给她，期待有朝一日她和我的父母言归于好。由于她揭发不出我的什么罪证，在中共特工对她下毒后，由蔡志龙载她去上海莘庄医院治疗所谓的肝炎，并于1992年6月20日晚上在医院杀害了她。她这么年轻，又死于不会致命的肝炎病毒，这在我们的家人，亲戚和朋友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为此，中共特工以同样的肝炎病毒幌子，杀死了年龄与她差不多的姐姐和比她小得多的侄子以平息民愤。
4. 以注射营养液为幌子，毒死我父亲
中共特工杀害我妻子后，又强迫我父亲揭露我的罪行，指令他写信责骂批判我，说我是“家门的不幸”，叫我“立即停止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和攻击”，否则“身败名裂，成为遗臭万年的罪人”。我根本不相信这是我儒雅的父亲讲的话。我的父亲是一个孤儿，从小就被亲友送去当童工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所以言行举止温文尔雅。但他很刻苦地自学，学问比那些上学的同龄人都好，成为当时我们村里唯一的一位老师，后又成为初级小学校长，高级小学校长和领导陈行地区几十所学校的陈行中心校校长，还担任陈行志的主编。但我父亲对中共政权的顺从没有换来中共的怜悯，他们的特工骗他去当地的医疗中心打营养液，一针下去，不出几分钟就把他毒死了。由于我父亲的责骂没能阻止我对中共政权的抨击，他们又妄图用毒死我父亲的卑劣行为来恐吓我。但在我的眼里，公义似天大，自由比命贵；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5. 用切除小脂肪瘤的骗局，杀害我母亲
自我父亲被中共毒死后，我母亲曾规劝过我几次，叫我“不要和政府斗了”，说我是”斗不过政府的，民不和官斗“。母亲是我最尊敬的人，我没法拒绝她。但母亲是我家最聪明的人，她心里明白，只要她儿子认准的正道，是不会回头的；她心里也明白，她心爱的丈夫是被政府毒死的。后来母亲在电话中向我宣布“断绝和我的母子关系，不再认我为她的儿子”。只有这个没有人性的邪恶政权，才会逼母亲断绝这种母子连心的亲子关系！我母亲出生在江苏农村的一个小村庄，自小聪明伶俐，父亲是一位才华出众的道士，但英年早逝，所以她自小就用刺绣来补贴家用，因手艺精湛被选拔到上海刺绣工艺品公司制作绣品。她结婚后边带孩子边干农活，她也是一名种田的好手。乡亲们都很尊敬她，称赞她“聪明能干，勤劳善良”。很客观地说，她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女性。我的父亲在很远的地方教书，不常回家，我家又没有爷爷奶奶帮忙，全靠母亲一人边干农活边带我们5个孩子。她是我们村里最辛苦的人，一年到头没有休息的时候：她白天干农活，晚上为全家打毛衣、做鞋子和女红；每逢下雨天，她就纺纱织布，准备做衣服的布料；节日她会做很美味的点心，并让我把点心分送给邻居分享。母亲有一手好厨艺，父亲有时会请学校的老师来我家做客，这时她会做很多很可口的饭菜招待客人，自己只在厨房里吃饭，但她会让我和父亲一起陪老师们吃饭，并让我把我的作文请老师们指教。我是家中的老大，母亲要我每天去田野采撷猪羊的饲料，有时还要帮干农活，让我无法玩耍和做作业，当我埋怨父亲不帮家务时，她就劝导我，”爸爸管的是大家，妈妈管的是小家，小孩从小吃苦，长大才能干大事“。母亲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了她心爱的丈夫、孩子和养育她的这片土地而不留给自己一丁半点，但这个万恶的政权连这样善良的人都容不下。他们骗她去医院切除一个小脂肪瘤，也没有让我这个大儿子和监护他的小儿子签署手术合约，由中共安插在我家的代理人蔡志龙载她去医院做了十分昂贵的所谓癌症手术。手术后，一个每天锻炼做家事的健康人已奄奄一息，没几天就死了。为此我十分愤怒，连续数十次在电话中怒斥这个杀人医院。
6. 毒死我弟弟和我舅舅的儿媳，然后把他俩沉入河底
当时母亲在电话中宣布和我断绝母子关系，主要原因是为了保护她的小儿子不受中共政权的毒害，但那些中共特工没有因此放过这个不问政治的升斗小民。他们违逆中国传统的兄友弟恭的伦理，指令我弟弟对我揭发批判，然后精心策划制造了一个男女沉尸案把他杀害。他们先为我弟弟买了一辆便宜的旧车，然后为我舅舅的小儿子和小媳妇在我家旁租了一间房子，指令被他们收买的小媳妇和我弟弟交往。2011年1月21日晚小媳妇叫我弟弟带她去一个秘密地点打麻将，在那里中共特工把他俩毒死。然后把他们塞进我弟弟的车内，沉尸在我家乡的中心河中。我弟弟是一个不近女色的人，从来没有绯闻，但他对父母极其孝顺，对亲友很有爱心，他只是把这个表弟媳当作自家妹妹来照顾。他俩死后，两家的亲友找了20多天都没有找到。因为通往中心河的是一条断头路，没有人会去那里，后来在中共特工的指点下，才在2月14日从中心河底把他俩捞起。
2011年1月21日，上海国安杀害了我的弟弟和我舅舅的小媳妇，把他们塞在车中，推入中心河中
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我弟弟的居民小区在浦秀路，北边被黄浦江的支流中心河拦着，是一条断头路
八. 中共政权向国外输出红色恐怖
1. 用政治妓女摧毁我的工作
我来到美国后，中共政权又把他们的红色恐怖输出到国外。在美国的中共国安组织指令一个只会出卖肉体的低级特务刘莉莉千方百计接近我，利用一切手段对我死缠烂打，破坏我的工作、生意和家庭。我意识到刘莉莉正在对我搞破坏是我来到洛杉矶的一家中药开发公司工作后。多年来我一直在学习和研究中草药，还亲自种植和买卖过中药材，再加上我会中英双语和市场开发，这家公司的越南老板和中国大陆合伙人就聘我为总经理。我也尽力为公司开发产品和开拓市场，包括为产品用中英文命名，写产品的中英文介绍，为媒体做广告，上电台和电视台介绍产品和组织新产品发布会。我还不时地去市场推销产品和为民众提供保健咨询。公司原来只有一个女性保健品-伟妹，我帮助他们开发了一个配套产品-雄风宝，和针对加州过敏天气的产品-舒尔敏，公司的生意也蒸蒸日上。后来，公司聘用了一个叫刘莉莉的女人担任销售经理。她也是离开中餐馆后来这里工作的。接触后我发现她不懂医药，中文只会说不会写，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但她作风大胆，说话粗俗，在公开场合开黄腔和勾引男人，破坏了公司和谐的工作氛围。而且她工作懒散，每天迟到早退，有时干脆不来，根本不像一个雇员，更像一个出没无常的应召女郎。但公司的老板们对她很崇拜，年终的红包还例外地给了她两个。我强烈地感到她是来这里伤害我的。果然不久她用性贿赂摧毁了我的工作，那个大陆的合伙人把我办公桌上的东西丢到公司的一个角落里，把我的电脑和办公桌给了一个刘莉莉介绍的男人，撤了我的总经理职务。
2. 一个在美国招摇撞骗的政治骗子
刘莉莉不但通过性贿赂摧毁我的工作，还编造弥天大谎欺骗美国人，假美国人之手迫害我和我家人。1979年中国也曾出现过一个以军队高级将领的名义行骗的大骗案。上海籍知青张泉龙冒充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的儿子，招摇撞骗，骗倒了许多人，连原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著名歌唱家朱逢博都上了当，当时这个骗局轰动全国，各地争相演出由著名剧作家沙叶新以真实故事编写的剧本“骗子”。事情败露以后，张泉龙被判刑3年。这个骗局后被拍成电影，由台湾著名导演王童执导，国际知名歌手邓丽君主唱的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赢得了18届金马奖的三项大奖，从此名闻海内外。但这个海外骗子刘莉莉的编的骗局比张泉龙更高大上。在中药公司工作期间，她偷偷对我说她和军队的一个司令关系很密切，这个司令还专程带她去结识了中共党政高层曾庆红。我的合伙人孙林桥只是一个中低阶的军官，刘莉莉希望通过这种高端的军队和党政贯通的关系吸引我。她既无才又无貌，中共的党政军高层为什么要和她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一点也没有像我的老板们那样崇拜她，反而不齿这个妓女居然还是一个没有常识的骗子，大言不惭地在国外招摇撞骗。后来她请我为她借来的一个抗过敏产品做市场，说为了给我留出空位，还专门解雇了她的经理张丽丝，一位曾当过一家保健品公司总经理的女士。刘莉莉和那些在中国大陆和我家人交往的中共代理人一样，接近我只是为了毁灭我，再说为一个出卖肉体和灵魂的政治妓女工作是不值得的。
3. 中共窃取我的智慧财产
离开那家中药公司后，我开始研发自己的产品——生命宝系列，包括保心Life Care、护肝LiverCare、壮阳SexCare、降糖GlucoCare、和强骨OsteoCare的产品。 不幸的是，这个厚颜无耻的政权窃取了我的智慧财产，盗用了我的产品。 （他们经常闯入我的公寓，追踪我的电脑；检查我的手机；偷看我的日记；甚至拿走我的日记和手机）他们通过香港万商投资集团投资成立了深圳生命宝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多层次的营销方式在全国推广生命宝。 后来，中共政权又把生命宝交给深圳深博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当家产品重点打造，指令在那里设立了“广东省海洋生物技术院士工作站”，让中科院院士为生命宝背书，并责成香港浸会大学、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华南农业大学及深圳大学和深博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产、学、研创新联盟。
左：深圳深博泰生物科技公司窃取了的我的生命宝智慧财产，把它当作公司的当家产品来打造 右：我研发的正宗的生命寶Life Care
中共在那里设立了“广东省海洋生物技术院士工作站”，让中科院院士为产品背书
在美国，我的生命宝系列的英文智慧财产则被刘莉莉窃取。她是一个既没教养也没学养的下等妓女，英文不会说也不会写，中文只会说不会写，所以只能靠偷窃别人的产品去坑蒙拐骗。她在美国的几家华人电台上吹嘘，说她的护肝产品是最先被列入美国主流健保体系的中成药，还大言不惭地说这是她二十多年努力的成果。（见下图）
刘莉莉不但没有开发产品的智慧，也没有为消费者服务的常识和商业道德。她在华人媒体上用虚假信息非法行销，引起人们的不满，参茸行业主说她“说话粗俗，外行人胡说八道”，和我共事的医生说“这个人是在误导听众”。 当美国1430粤语电台的主持人问她，她的产品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她说“最多2天就可以了”。 这是在欺骗听众，因为中药是需要时间来逐渐调节身体机能的。 她在美国1300国语电台对听众说，“按照中医的原理，体寒的人要多吃生地，体热的人要多吃熟地”， 事实上刚好相反。 更可恶的是，在病毒大流行的国难期间，她竟然在多个电台上要人们购买她的产品防治新冠，因为“新冠病毒是通过眼睛的血管进入人体的，她的产品可以保护眼睛血管预防新冠侵入”。 这些美国电台有广泛的听众，上电台的人都十分在意在媒体上的公众形象，但她表现得却像个小丑，在空中称自己是不倒翁。
左图：我命名和研发的护肝产品LiverCare™。
右图：刘莉莉盗窃的V-LiverCare™。（2011年，中共政权也窃取了我的英文智慧财产，帮刘莉莉成立了一家名为Vicare的公司，让这个不懂英文没有常识的小丑用偷盗的智慧财产在国际舞台上行骗）
4. 中共也用婚姻破坏我美国的家
我小舅子要我和他一起在美国做服装生意，因为他不懂英语。 他的女儿担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负责公司的运营；我是总裁，帮她解决业务中遇到的问题，包括核查公司交易，处理公司文件和补交遗漏的营业税，以保证公司正常运行。 我和我的侄女一起合作了大约一年，公司经营良好，有很好的利润。 中共为了把我赶出公司，想方设法拆散了我侄女的姻缘，介绍了一个汽车经销商陈亨利给她，并极力劝她尽快和一个能为她带来一生幸福的有前途的企业家早日结婚。 他们结婚后不久，就把我踢出了公司，让一个中国广东的女人接替了我的职位，陈亨利的汽车买卖也因非法经营和欺骗客户倒闭了。 他接手服装生意后，继续非法经营，最后公司被国税局罚了一大笔钱后宣告破产。
5. 在美国被逼得走投无路
政治骗子和妓女刘莉莉比经济骗子张泉龙骗的人更多、范围更广、时间更久，直到现在还在欺骗 美国人，假借美国人之手对我实施迫害。我在美国已被逼得无路可走，既做不成生意，也找不到 工作，既不能养家糊口，也不能过平安的生活。他们常常在我的剩菜中放毒物，伤害我的健康； 利用修复疝气的机会在我的体内安放监视器，造成流血、疼痛和永久的不适；不时破坏我公寓的 后墙，而且还数月不修理，造成厕所和浴室长久的淹水，家人必须日夜不断地排水（见下图）。 更可怕的是他们还不断制造车祸来摧毁或破坏我家的车，使我们这个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到目 前为止，我家一共出了 8 次车祸，撞毁了 4 辆车，撞坏了 4 辆车（见下图）。
左：2013 年被破坏的卫浴； 右：2016 年卫浴再次被破坏。
左图：2013 年 8 月我儿子大学刚毕业，他们就开始用车祸伤害一个尚未出道的大男孩。 2013 年 10 月 12 日，他们指令一名妇女在我家公寓的出口道上撞了我儿子的车。 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住 宅区，出口上有停车的标志，以免撞到出入的车。事故发生后，对方水星保险公司不断给我儿子 写信和打电话，要他理赔，但他不愿意。 令我惊讶的是，后来我们的 AAA 保险公司向对方律师赔 了 8313.77 美元修车费，还为这次轻微的擦撞支付了 11,500 美元人体伤害。
右图：2016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7 点 30 分，他们又制造了一次车祸伤害我家。那时我儿子正在去 上班的途中等红绿灯，一辆带有拖车的卡车撞了我儿子的车。 这是一次大车祸，卡车损坏了汽车 的后部，压碎了车后面的挡风玻璃。 但莱德卡车公司的理赔员不想赔，说是我儿子的车撞了他们 的卡车。 我给莱德的主管打电话，告诉她那个卡车司机在说谎，而且他没有给我儿子驾照、保险 证明和车辆登记证，这违反了联邦法和州法，而我儿子把这三份文件都给了他。 最后，莱德同意 支付我们所有的损失。我向莱德索赔了 5200 美元的修理费和 1800 美元的租车费（事故发生后， 几家律师事务所都想代表我儿子向保险公司寻求赔偿，但我儿子不想索赔人体伤害，所以没有律 师愿意帮他）。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处理这起车祸，但我儿子不愿意索赔工资损失，而我则长期 失业，谈不上工资损失。2017 年 1 月 5 日，莱德公司给了我一笔 315.58 美元的租车费，说是多 付给租车公司的费用，因为这不是我应得的，我没有要。
6. 受了折磨又输了官司
我在美国长期遭受着房东和公寓员工的迫害，过着“不宜居、不安全”的生活。他们除了在我的剩 菜中下毒和在后墙打洞外，还经常用冷水伤害我。 比如，2022 年 10 月 7 日到 11 月 7 日，我的 浴室整整一个月只有冷水不能洗澡，但房东既没有赔偿也没有道歉。2023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5 日，房东借口要修理我的热水炉，又有六天没有热水。按规矩房东应在修理期间为租户提供替代 设施，以确保租客在维修期间仍有基本的生活品质。最近有一起诉讼，洛杉矶一位房东愿意支付 1500 美元，让一位哈佛毕业的女房客在酒店住五天，以便修理她厨房里的水槽。 但她以疫情为由 拒绝。自此她一直在那里免费住了 540 天，现在她要求房东支付 10 万美元才能搬走。但这一次我 的房东同样也没有道歉和赔偿。更可恶的是，他们为了伤害我，会在半夜突然把热水关掉，因为 我每天写作阅读到深夜，直到半夜才洗澡。 然而，当我进入浴缸准备洗澡时，突然没了热水，只好不洗澡。 我不洗澡就无法入睡，而且要花好几天才恢复正常的睡眠。 这期间我感觉萎靡不振，无法集中精 力学习做事，这是一种冷虐待。我向房东抱怨，但他们用跳电推卸责任，直到 2023 年 9 月 14 日 因为没有购买他们为我准备的电脑，切断了我的电话，我才去洛杉矶小额法庭告他们。我的电脑 当初是以 85 美元的价格从附近的一个电脑技师那里买的，但这台笔电在 2023 年 9 月 1 日坏了， 所以我请他帮我买一台 100 美元的笔电，他也同意了。 9 月 5 日，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已为我买 了一台 250 美元的笔电，这远远超出了我的预算，但还是勉强接受了，因为我每天要用电脑来阅 读和写作。但我在 9 月 6 日去取电脑时，发现只是一些未安装的零件，并且还缺少充电器。 9 月 8 日我再去他店时，他还没有收到充电器。 我决定不向他买了，在周一去图书馆上网订购了一台 115 美元的笔电，三天后的 9 月 14 日就收到了。我这次上小额法庭告房东不是为了钱，只是要一 个公道。房东也在法庭上告诉法官：“李先生不要赔偿，只要一个道歉”。但这个法官不让我在法 庭上陈述诉讼理由，说（不用审判）会寄判决给我，因为他还有案子要审，而且他连我的名字都 不知道，在法庭上叫我秦先生（MR.QIN）。
7.在“熊猫快餐”的打压下关闭“家苑”
我从小就喜欢学习和做生意，在大陆当农民时，我边务农边自学，还种植、采撷中药材，发展家 庭饲养业，并会尽量激荡脑力，使生意做出新意，因为“智慧就是财产，创意开创市场”，我在 上海盖了两栋楼房和两间平房。我也希望用自己的智慧和创意在美国的生意场上开辟一片天地。 我曾在洛杉矶开了一家名叫“家苑”-Panda Delight 的中餐馆，并在餐馆前面做了两块以熊猫为主 题的宣传牌招徕客人，餐馆开张后生意很兴旺，我准备以同样的经营模式开连锁店；但“熊猫快 餐”-Panda Express 的老板程正昌亲自打电话给我，责令我必须停用这个名字和向他们报告企业的 营收，否则不惜诉诸法律诉讼，他是拥有成百上千家餐馆的餐饮业巨头，经得起耗时又烧钱的诉讼折腾，所以我在收到他们的律师信后，只得把餐馆关掉了。(见下图)
左：“家苑”的熊猫徽标。 右：“熊猫快餐”的熊猫徽标。
8. 输了官司还赔了货款
我用自学的中医药知识开发了 “生命宝系列”中药产品，并把产品放在洛杉矶向阳医药集团寄卖， 我自己有时也会去那里做义诊和促销。但公司老板包向阳医生居然不承认寄卖我的产品，为此我 把他公司告上了法庭，他请一个会讲中文的美国人当翻译，员工做伪证，最终他赢了官司，我不 但没有拿到产品，连我自己在那里销售的货款也没有拿回。
我经常去商场、超市、药店为民众做健康咨询，并把民众的奉献全部捐给当地的红十字会、救世 军等慈善组织。
9. 无法在大学找到专业工
我一直在努力地找一份在大学教中文的专业工作，一些美国大学也很肯定我的教学能力，但最终都没有录用我，其中哈佛大学还特意用邮寄信件通知我，他们已把我的申请放在他们的人才搜索平台上8个月，但最终我没有收到录用的消息。后来我又申请过这样的工作，但都被哈佛大学的人才甄选委员会用电子邮件拒绝了。（附人才甄选委员会主席的电邮）
Note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academicpositions@harvard.edu
Fri 2/15/2019 11:08 AM
Dear Mr Washington Lee:
The search committee for the Drill Instructor/Teaching Assistant in Chinese position,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has reviewed applications and has chosen a short list of candidates for further consideration. I regret that your candidacy will not be advanced to the final round of consideration. We received applications from a number of exceptionally well-qualified applicants, and we have been obliged to make difficult choices among very attractive applications. We are grateful for your interest in this position, and I am sorry that your application could not be among those we are pursuing further.
On behalf of all the search committee members,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application and wish you the very best in your continuing academic work.
Sincerely,
Emily Huang
Senior Preceptor in Chinese
Chair, Search Committee
10. 和公司合作破坏我的普通工
我也努力去寻找那些我不熟悉的普通劳工。第一汽车集团Group 1 Automotive，Inc.是一家国际财富500强汽车零售商。它在洛杉矶的分公司一直在招聘既有高佣金又不需要经验的销售员。我就在那里当起了汽车推销员。我在那里每周工作7天，以弥补多年来对家人的亏欠。晚上，我在家中研习汽车生产商提供的说明书，并取得了各种车型的销售证书。同时我还帮助我的美国同事解决考试中的问题，让他们顺利拿到证书。我和同事们相处得都很好。客人来买车时，我总是让他们先去接待。当他们在交易中遇到困难时，我也很乐意帮助他们。由于长期失业，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2011年农历新年，我特意招待同事们吃晚餐，以感谢公司对我的接纳和同事对我的友好。但好景不长。不久几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客人指定要我帮助他们购买最高等级的豪华轿车GTR，还不讨价还价，所以交易后我可以拿到大笔佣金。但公司没有这种车的库存，需要从制造商处下订单。从那时起，公司经理吉娜要我待在办公室里，不得去外场为客人服务。她甚至禁止我使用公司的电脑，以防我为中国政府窃取公司的机密。至此我已无法工作，但我不想赖在那里等待那笔佣金，就在GTR还没运到之前辞去工作。当我离开时，我的美国同事们很依依不舍，说我是公司最好的员工。
11. 无法在殡葬业生存
因为我在洛杉矶找不到工作，我也愿意去外州工作，但对我而言找到工作只是意味着浪费机票钱和时间，那些很热情地请我去工作的企业，等我买好机票后就以各种借口拒绝我，而机票是不能退的。为了养家糊口，我只好去做中国人都不愿意做的殡葬业推销工作，来到北美最大的殡葬业集团SCI在洛杉矶的分公司参加英文的销售培训，和我一起参加培训的还有一个来自中国福建的林珍妮。推销殡葬服务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常常会吃闭门羹和遭人责骂，但通过努力，我还是找到了不少客人。我精心设计了一个中英双语的传单，无论刮风下雨和节假日，我每天都去散发传单和上门推销，并为客人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但即使在这个为死人服务的行业，我也被打压得无法生存。他们和殡葬公司合作，转移我的客户，窃取我的销售订单，我每天起早摸黑，出钱出力，只是在为他人创造业绩。而和我同一天参加培训的低级政治妓女林珍妮，尽管她不会讲英文也不会写中文，却业绩辉煌，成为公司的销售冠军。 我迫切需要这些赖以维生的佣金，但又希望在公司的体制内解决，所以向公司提出了投诉。因为公司的规则是：“对所有的投诉，不管公开的或匿名的，都会进行迅速，全面和公正的调查”。但我向公司主席投诉后，洛杉矶分公司的经理何斯格第二天就解雇了我。为此我在2015年4月17日自己写状子把殡葬公司告上了法庭，经过一年多的文件答辩，法官在最后判决时，称赞我写的诉状和其他法律文件英文流畅和具备法律知识，但他不让我当庭指控被告律师违反职业道德，用谎言来为被告辩护的行为，不合情不合理地撤销了我的诉讼案，我不但没有拿回佣金，还要赔偿他们的律师费。为此我向上诉法庭提起了上诉。當我提出上訴以後，對方律師主動要求和我撤案和解，並叫我提出賠償的數目。但我去上訴法庭撤回了上訴案后，他們居然一文不賠。
民主、自由和正义是国际社会共同遵循的民主标杆；生命权、自由权和幸福权是上帝赋予人民的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但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中国民主的每一步进程都是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唯有“戊戌六君子”的北京菜市口喋血，才有中国封建皇朝的消亡。唯有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浴血抗争，才换来中共政权的“任期制”、“集体领导”等有限的政治改革。但当今的上海帮帮主习近平居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在2018年用修宪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让大权终身独揽，把凡事定于一尊，中国的民主不啻倒退一世纪！中国的民主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中国需要开展更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以唤醒亿万民众的民主意识，才能推翻中共的专制统治，也才能复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从而使中国真正迈入一个民主社会的新纪元。
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李奇观 于美国洛杉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