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中共苛政，复兴中华文明»

前言

中共政权用铁血手段维持着他们的专制统治：1966年，中共创党主席毛泽东为了实现他的独裁统治，发动人民开展了10年文化大革命，用血腥的手段打倒了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其他政治对手。1989年6月4日，中共军委主席邓小平下令军队用坦克和军车屠杀在天安门广场上要求民主、自由和正义的学生。六四事件后江泽民带着曾庆红进京担任中共总书记，组建了中共历史上最庞大最邪恶最神秘的组织---中共国安部委员会，以防范六四事件的重演；他们用毒药和医生毒杀抨击专制的民众；他们炸毁民航客机制造恐怖活动；他们还毒杀为儿女们讨公道的天安门母亲。2012年习近平在江曾的精心策划下当上了中共总书记，他继承江曾衣钵，保护江曾利益；他更大规模地杀害和迫害批判专制的人士，在国内制造红色恐怖；他颠覆中共传统，变集体领导为“定于一尊”；他抛弃前任的政治遗产，废除了任期制；他背弃中共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承诺，2020年6月30日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由中共国安部对香港实行同样的红色恐怖。2019年末始发于中国武汉现已传播到全世界的新冠病毒，是继2002年末中国南方爆发的非典病毒后，中共政权对人类造成的另一场灾难。更可恶的是中共在全中国实行的严苛的新冠疫情封控造成了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终于在造成了重大伤亡的乌鲁木齐封控居民区火灾事件后，触发了中国人民积压了3年的民愤的爆发，发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吼声。“苛政猛于虎”，中共是所有这些祸害的根源，所以，唯有终结中共苛政，才能复兴中华文明。

尊敬的朋友：

新年快乐！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2025这个希望之年，期盼战事消弭，世界和平；祝愿国泰民安，世无难民；也祈求肆虐全球五年的新冠病毒灭绝，危害人类的病原体远离（包括鼻病毒、霉浆菌、腺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但万福之源是民主自由，“无自由，毋宁死”。但愿在新的一年里，中国的民主自由有所长进。自1949年掌权以来，中共便以铁腕钳制着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中国人民鲜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也不能得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习近平在2012年掌权后，中国的民主更是江河日下。他构筑了中共历史上最专制独裁的铁幕，扼杀国内的民主思潮，民主活动和民主运动；阻隔国外的民主组织，民主体制和民主国家。他抛弃了中共的集体领导的传统，把自己视为至尊；他修改了宪法的任期制，恢复了封建帝王的终身制；他大肆扩张国安队伍，在中国实行红色恐怖，扑灭自由星火，迫害民主人士，把萌生的自由民主扼杀在摇篮里。大批追求民主的仁人志士不是逃亡海外，就是被中共的特工迫害致死。所以在新的一年里，我恳请您声援 «终结中共苛政，复兴中华文明»这个向中共政权抗争的活动，一起在铁幕里播种民主自由的火种，推动独裁体制下的民主进程。

我出生在上海市上海县陈行乡李巷村，是上海的原住民。我喜欢学习，尤爱读古代圣贤的文章，自小就在当校长的父亲的指导下读四书五经。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剥夺了我学习的权利，学生们都组织红卫兵造反闹革命，我没有参加红卫兵搞政治，而是回到家乡农村，边干农活边读书自学。政治挂帅使人疯狂，社会堕落；知识至上才能修身养性，齐家治国。1977年，中国终于结束了12年文化大浩劫，举行了自1965年以来第一次大学和中专入学考试。这是无数学子脱离农村的唯一机会，因为考生众多，大家都满了志愿，从四年制的大学、两年制的大专到中专和技校，生怕挤不进这扇进入城市的窄门。但我只填了我们上海县唯一的一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因为我妻子的预产期就在考试日11月7日。在千百万的考生中，我有幸成为第一批被录取的大学生（当年在大批落榜考生的强烈要求下，中国政府破例进行了第二次招生）。在大学期间，我十分珍惜这个盼望了多年的学习机会，除了认真地学习专业课，也努力学习外语，翻译了埃德加·爱伦·坡的惊悚小说和耶日·科辛斯基的小说《在远方》，成为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我们这一届大学生被老师誉为从教以来最好的学生，被全国人民喻为天之骄子。但我没有享受到这份荣光，反被中共当作外国间谍血腥侦办，翻译的书无法出版，写的文章无法发表。因为我常常宣扬民主的理念，提倡自由和正义，呼吁改革和开放，再加上除了自己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之外我也喜欢外语和翻译，常常向外国专家咨询翻译中的问题。他们毒杀了一大批无辜的平民，包括我的父母，妻子，弟弟，亲戚，导师，学生，生意合作伙伴和朋友，还包括在他们撞毁的国航客机和炸毁的北航客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制造了一起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血腥的连串毒杀平民案。

为了对我和我的家人实施迫害，中共政权首先在我的家族中安插代理人。在中国，他们强迫我的二妹嫁给他们的代理人蔡志龙之后，开始毒杀我的家人。蔡志龙是上海新浪服装厂的厂长。我的二妹管理工厂的刺绣部门。她是一位刺绣专家，心灵手巧，她的所有绣品都被上海绣品进出口公司评为甲+的精品。蔡志龙强烈地向我的二妹求爱，并请他的客户孙小红帮助劝说，但他的求爱遭到了我二妹的拒绝。后来，在孙小红的配合下，中共政权用暴力强迫我二妹嫁给了他。婚后，他成了我家的超级人员。他按照中共政权的指示，把我的妻子（1992年6月20日被杀），父亲（2005年5月9日被杀）和母亲（2007年12月21日被杀）送到指定的杀人医院，在没有真正的监护人允许下进行所谓的手术。我的父母一直住在我弟弟和我的家里，只有我们兄弟俩才是唯一可以签署文件的监护人。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把自己的房屋和土地等同生命来誓死捍卫，一旦家园被掠夺，不惜家破人亡；所以在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里，人民的财产都受到政府和法律的保护。但是这个无法无天的邪恶政权一直在寻找机会掠夺我的财产。 2004年，中共政权正式宣布将主办2010年世博会，并在同年在我的家乡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李巷村建造所谓的世博家园。中共官员在既没有和我签署合同也没有我的授权的情况下，拆毁了我的两间双层楼房和两间平房，夺走了房屋周边的土地，然后指使孙小红把补偿给我的的三套房子中的两转让给了我的二妹，剩下的一套多年来一直由孙小红租给一家上海饭店的老板作为他的员工宿舍，里面住着他的二十二个员工。

最让我痛心的是中共政权不仅通过我二妹的婚姻来迫害我父母和我这二代，还通过操纵我儿子的婚姻来迫害我的下一代。我和我儿子的岳母孙小红相识在1970年代，她是陈行镇的居民，在镇上修改衣服。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所有中学和大学都被关闭，我被迫离开只读了半年高中的三林中学，回到陈行乡下当农民。几年后，陈行中学重新开学，我被乡亲们推荐给他们的孩子教书，成为陈行中学最年轻的老师。后来我又被选拔到陈行广播站当站长兼主编，从而有机会认识了孙小红。 1977年，在经历了12年的 “文化大革命” ，中国的所有大学重新招生，我有幸成为第一批通过高考录取的大学生。不幸的是，我在上海师范大学学习期间被上海的国安当作外国代理人来调查人，为此我的许多亲戚和朋友都被迫害致死。为了不让我家和我儿子因两家联姻而受伤害，我不同意这门婚事。但是，中共政权利用我的父母主持了我儿子的婚礼，然后收买孙小红的丈夫做他们的密线，为他们收集证据。婚后，在中共特工的指使下，孙小红的丈夫从未向我打过招呼。即使他们夫妇俩来美国，他也不露面，只让他的妻子住在我家。我非常尊重传统的伦理道德，之前我视孙小红为学生，现在则将她当作亲家。由于没有收集到任何证据，孙小红的丈夫回家后就被中共特工毒杀。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寻找«上海大毒杀»的受害者，并和他们一起讨公道。我曾经在上海县陈行镇友建村工作过，与村长康龙兴，村书记钱林芳和康龙兴的弟弟康秀梅的关系都很好。我强烈地感到，国安特工会通过他们收集我当外国代理人的证据，然后像我的其他亲戚和朋友一样，因无法提供证据而把他们毒杀。经过几番周折，我终于在2017年3月26日联系到了钱林芳。果然，她的第一任丈夫，第二任丈夫，康龙兴和康秀梅都已猝死。我告诉她，他们都是被中共特工毒死的，我们必须共同抗争，向中共政权讨公道。在一个多月的电话交谈中，她多次说我有病，必须去做血液检查。我告诉她，我从未在美国做过血检，因为我没有感到身体有任何不适。 2019年2月22日，我去一名中国专科医生处治疗右手拇指的灰指甲。他一定要我做全面的血液检查和全身超声波才能给我开处方。验血报告显示我患有乙型肝炎。乙型肝炎被称为无声杀手，病患直到晚期才出现症状，但已导致严重的肝硬化或肝癌，并且乙型肝炎是无法治愈的。对此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不接触传染源，也没有家族史，本不应该得这种病。我生活在贫困中，没有生意，工作，汽车和房子，连床都没有，只睡在一张桌子上。所以我过着很简单的生活，不去娱乐，不去餐厅吃饭，也不去购物。但我每天锻炼身体和去公共图书馆学习，并严格坚持卫生高标准以保持健康。我坚信是中共政权让我传染了乙肝病毒，因为这种病毒不会通过食物和餐具传播，只能通过血液和性接触传播，而我没有后一个问题。 2007年12月21日，我去上海处理母亲的葬礼。葬礼结束后，蔡志龙强烈要求我去做身体检查，说中国政府为我付费。我十分不信任这个人，当场拒绝了他；并更改了返程的机票，在2007年12月27日提前离开了中国。

2014年9月12日，中纪委巡视组在上海举办访民接待会，我决定借此机会向中央纪检官员做面对面的投诉，为受害者讨公道；顺便在2015年2月19日与我的弟弟和妹妹过农历新年。因此，我向韩亚航空订了一张2014年8月31日至2015年2月25日的往返机票。我在2014年9月1日到达上海时，才知道我弟弟已死。中共政权毒杀了我弟弟和我舅舅的小媳妇，将他俩塞进一辆旧车，然后把它推到我家乡北边的中心河里。但中共政权命令我的家人和亲戚不准告诉我这个重大的家庭悲剧。我的弟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尤其是他对父母的孝心，在家乡广为人知。想到我住在海外，常年来都由我弟弟照顾着我们的父母，我心中的痛苦难以言表。我到达上海的第二天早上，我的三个妹妹立即要我去做身体检查，并由我的小妹陪我去医疗中心。我知道这是中共政权命令他们这样做的，为了不让他们受到中共的迫害，我去医疗中心测量了血压和测试了血糖。我确信国安特工在2014年9月2日用带有乙肝病毒的针头将此病毒传染到了我体内。几天后，当我去我大妹妹家时，她的女儿又要我去做体检。为了不伤害我的外甥女，我答应她过一段时间再做。

这次我回到中国，弟弟已被杀害，房屋已被拆毁，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中共政权指令我的妹妹劝说我住在孙晓红家中。 2014年9月8日上午，我二妹带我到孙晓红家中，由孙小红给我看了那间空房间。她的丈夫已死，住在她家难免会遭人非议，所以我不愿住在那里。下午，我二妹又带我去我弟媳家，我对弟弟的被害向她表达了诚挚的慰问。后来，我弟媳邀请我去她家吃饭，为了保护她，我没有接受她的邀请。 9月16日，我二妹告诉我，孙小红的小女儿将来她妈妈家住几个星期，并邀请我明天吃晚饭。为了避免伤害她的小女儿，我考虑再三，在当晚改了返程的日期，于2014年9月17日离开了中国。

自中共国安特工在中国民航总局的主要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上对我下毒以来，我一直在与中共政权抗争。 2000年9月9日，我去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上海国安特工的罪行时，被中共国安特工毒倒在国航的5984国际航班上。与此同时，我的弟弟在上海的地面上遭到国安特工的毒打，打断了手，打破了头颅，倒在血泊中。这两起事件发生后，我开始持续不断地向中共中央政府和上海市政府讨公道，要求他们惩办犯罪的国安特工，道歉和赔偿。从2000年10月到2002年的中国春节（2月12日– 2月26日），我给他们发了很多信，包括挂号信，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所以在2002年3月，我向中国民航总局局长刘剑锋和美国西北航空公司求助（西北航是国航的合作伙伴，我在它那里买的机票），终于得到了他们的回复和道歉。然而不久就发生了最可怕的事件，中国的国安特工于2002年4月15日在韩国釜山和2002年5月7日在中国大连撞毁和炸毁了两架客机，以惩罚中国民航局和掩饰他们在国际航班上对我下毒的罪行。这两起空难都是大规模杀人的恐怖行为，导致129人死于釜山撞机，112人死于大连炸机。中国政府必须严惩直接杀人犯和幕后策划者，并向遇难家属道歉和赔偿。为此，我曾多次为民请命，但他们置若罔闻。因此，我决定公开和中共这个恐怖的政权抗争，但我生活极其贫困，没有能力聘请律师为遇难者发声讨公道。我只能以极其有限的资源于2003年3月16日在洛杉矶888海鲜酒家举办记者招待会，向媒体揭露他们的罪行。北美世界日报、台湾时报、星岛日报、中国日报、大纪元时报等媒体的记者出席了招待会。同时我也为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写文章，向公众揭露他们毒害人民，制造空难的恐怖行为。虽然当时写的文章无法提供具体证据，但我确信这些罪行是中共政权所为。因为我曾经是中共上海县委宣传部的官员，很了解这个政权。但是我无法适应那里腐败和专制的环境，只干了几个月，就坚决地辞去了官职，由教育局分配到上海市三林中学教高中的中文和英文。

我在文章中说明了2000年9月9日我去北京最高检察院控告国安特工时，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5984航班上被他们下毒的过程，并指出4.15 和5.7 空难只是9.9 空毒的继续。

文章还阐述了中共已经由共产主义向超法西斯主义演变的观点。“共产主义的生产资料是全民共有，不容私有制存在；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初级阶段，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高级阶段，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民的生活是绝对的平均，不是人人有饭吃，就是个个吃不饱；强迫的、甚至用暴力来劫富济贫，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但现在的中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广大人民一无所有；生产资料已被官僚、官商两栖的双料官员、或官商勾结的红顶商人所霸占。他们控制着中国的立法、司法、行政权，是独裁的政治寡头；他们掌控着国家专政机器，迫害异党、异教和异议人士；他们把媒体当作涂脂抹粉的工具，容不得半点反对的声音。在这种制度下，国家已经变成了公司国家，而政治寡头们成了这个超级公司的董事长、董事、和大小的经理，他们可以任意地占有国家的资产，国库通党库，党库通口袋”。

文章也指出了超法西斯份子和法西斯份子的不同。“他们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牌法西斯头目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一样，反动、独裁、邪恶、钳制舆论、荼毒人民。所不同的是，他们比老法西斯份子更加阴险和毒辣。老法西斯份子在国内制造病毒、细菌，然后在敌国的人民身上做试验；而中国超法西斯份子，用他们御用生化专家制造的毒物，在自己的同胞身上做试验，毒死自己的子民。当年的老法西斯份子，研发的是作用强烈的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和炭疽热菌；而中国超法西斯份子，使用的是更高级的杀人不露痕迹的致癌毒物、致肾衰竭毒物、致脑痴呆毒物。老法西斯份子公开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明目张胆地使用生化毒物，从而激起了人民反抗的怒潮；中国超法西斯份子把自己装扮成救世主，用糖衣裹着毒物，恩赐给人民，让被毒害的人在临死前还在对他们歌功颂德。老法西斯通常用常规的公开的手段：当众下毒、公然解散国会、在光天化日下屠杀人民；中国超法西斯份子用超常的手段，无所不用，无法防范：暗中炸毁民航客机、暗中在国际航班上投毒、暗中散布病毒、暗中操纵国会。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法西斯和超法西斯都意味着战争。所不同的是：法西斯是常规战，超法西斯是超限战。他们和我们所称的恐怖份子有着很大的不同，恐怖份子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超法西斯份子有着很大的欺骗性，所以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他们是集立法、司法和行政于一体的政治寡头，可以不受制约的铤而走险；他们控制着舆论，操纵着民意，可以煽动民族的狂热；他们对内发展经济、军事，打造潜在超强，对外输出经济、军事，结成比柏林罗马轴心更深广的超联盟；他们远交近攻，合纵连横，对地区造成严重的威胁。他们钳制国内、渗透国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无比深重的；他们有发动世界大战的能量，所以对亚洲地区和全球安全带来的隐忧，是恐怖份子无法比拟的”。

文章也用事实说明中共超法西斯政权是世界核扩散的源头：“中国超法西斯政权是政治流氓和恐怖分子的后盾，为他们提供经济的援助、常规武器的援助、直至核武的输出，增强他们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国家对峙的力量。1990年9月，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后，中国向它提供制造热核弹和弹道导弹的燃料；1991年中国提供叙利亚弹道导弹技术，包括可携带核弹头的M －9导弹；1991年中国提供伊朗环反应堆，制造环元素，把浓缩铀提高到武器水平；1991年，通过约旦的中介公司，把导弹燃料出口到伊拉克；1993年美国因为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口可携带核弹头的M－11弹道导弹，实施对中国制裁；1995年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口技术和设备，帮助它把浓缩铀提高到广岛的小男孩核弹的水平；1997年以来中国是伊朗核技术的主要提供者，每年达6000万美金，并14个中国核子专家在伊朗的核设施工作；最近从利比亚的核文件中曝露了中国通过巴基斯坦向利比亚、朝鲜、伊朗等国扩散核武器的事实。

多行不义必自毙。老法西斯份子都受到了人民和正义的审判。希特勒畏罪自尽，墨索里尼被游击队击毙，活着的东条英机受到了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被处以绞刑。但是，这帮恶贯满盈的超法西斯份子，至今仍然活跃在政坛上，在阴暗角落里危害着世界人民的安全。所以，所以我们不能像当年的张伯伦那样，采用绥靖政策来对待今天的超法西斯份子, 换言之，为他们帮凶，就是为虎作伥；跟他们谈和，如同与虎谋皮；对他们放纵，不啻养虎为患。所以，只有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这个超法西斯政权，才能让他们早日得到人民和正义的审判。”

2005年3月4日，韩国航空事故调查委员会发布了釜山撞机的调查报告，证明机长吴新禄多次不理睬副机长的建议，包括飞机飞出安全区后他对机长发出的 “必须重飞！” 的警告，导致飞机撞毁在离机场4.8公里远的小山坡上。国航的文件也暴露了中共的国安特工秘密派遣吴新禄执行这次撞毁国航客机的任务，以惩罚国航和民航局长刘建峰，导致韩方收到的中方传真上的机长名字与实际不符。

中国政府也在2002年12月7日发布了大连炸机的调查报告，宣称“全面调查和仔细核查确定5月7日的空难是乘客张丕林纵火造成的破坏行为”。中国官方认定张丕林炸机的唯一证据是他买了价值140万人民币，约17万美元的7张保单。为了误导舆论，在空难后的第二天，中共官员就把张丕林的家人安置在旅馆监控，并不让他们认领遗体，直到7个月后的2002年12月6日，才允许他们回家并领回遗体。我确信张丕林是不会骗保费炸飞机的，这7张保单是国安特工帮他买的。因为投保了去犯罪，保险是不会赔的，这是每个人都懂的常识，常识是不会改变的，证据是可以伪造的。再说张丕林家的经济条件很不错，妻子是证券公司的高薪阶层，他自己是国企的高管，几个月前还开了一家装饰公司，光“五一”期间就接了差不多10单活，没必要为140万人民币赔上自己才37岁的身家性命。国安特工要杀害张，因为他是位于大连的辽宁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主任，是我在国际贸易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我与大连的关系是缘于我的同乡朋友孙林桥，他是上海仲义建设集团的董事长，在上海和大连都有物业。他请我帮助他在上海建立一所国际学校，在大连开展国际贸易的生意，为此他还放下手头的工作，专程带我去大连看了那里的物业。但我几次去大连，都没有做成生意，因为国安特工只是通过张丕林来收集我做间谍的证据，而不是让他来帮我做成生意。我和孙林桥的合作也是如此，一些生意机会都被国安特工拦下了。国安特工毒死了许多我的家人，亲戚和朋友，包括孙林桥。但这一次，他们让他死于空难，然后指控他纵火炸机，这样既惩罚了民航局，也掩饰了他们在国际航班上对我下毒的罪行。 4•15釜山撞机和5•7大连炸机以后，主导惩罚在国际航班上对乘客下毒凶手的刘剑锋反被惩罚，在2002年5月20日被撤去了民航局长的职位，从此我不再收到民航局处理国航下毒案的任何信息。

撞毁客机和炸毁客机是最严重的恐怖事件，所有制造空难的行为都是严重的国际事件。国际社会必须对涉嫌恐怖活动的国家施加压力，直到凶手受到惩罚，遇难家属得到道歉和赔偿。 1988年12月21日泛美航空103班机在苏格兰小镇洛克比上空爆炸，导致270人遇难。 11年后的1999年，利比亚政府将两名被苏格兰警方通缉的利比亚公民交给荷兰的塞斯特营法庭受审，利比亚情报官员阿里-迈格拉希因涉案在2001年被判终身监禁。 2003年8月15日，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正式对空难承认责任，并向每位死难者家属赔偿1000万美金。 1987年11月29日，飞行于伊拉克巴格达和韩国首尔之间的大韩航空858号航班被两名朝鲜特工放置在客舱顶部储物箱内的炸弹炸毁。客机上的104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空难之后，美国国务院因韩国政府的要求，将韩航 858炸机事件定性称为 “恐怖行为” ，并将朝鲜自1987年起（2008年至2017年除外）列入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一些国家和国际机构对朝鲜实施了制裁。但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个制裁是缺乏威慑力的。朝鲜迄今为止仍然否认涉案，称该事件是韩国和其他国家 “捏造” 的。幸存的朝鲜特工金贤姬供认了她的炸机行为，并因此被韩国法庭判处死刑（后来她被韩国总统赦免），但受害者的家属既没有得到朝鲜政府的道歉，也没有得到他们的赔偿。

同样，中共政权也必须承担它的特工制造的这两起空难的责任，向空难受害者的家属道歉，赔偿，并把空难的幕后策划者和直接凶手移交审判。特别是，中共必须交出直接制造了韩国历史上最严重空难，造成机上166人中的129人死亡的大规模杀手吴新禄，让他接受正义的审判。

恐怖集团有两种，一种是明火执仗地犯案，并宣称是他们制造了恐怖事件，以引起人民的恐慌；另一种是超级恐怖集团，他们制造了恐怖事件，然后用各种谎言掩盖罪行，把自己装扮成悲天悯人的救世主，以骗取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中共政权就是这种超级恐怖集团：他们毒杀了我的父亲、母亲、妻子和弟弟，然后归罪于护士的过失、癌症、肝病和酒驾；他们炸毁了北航的6136班机，但声称是我的合作伙伴张丕林在机上纵火，来掩盖他们在国航班机上对我下毒的罪行；他们撞毁了国航的129航班，以惩罚正在对国航下毒事件进行调查的民航局长刘建锋，但归咎于釜山机场空中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失当，而当天的其他83个航班都是安全降落的；即使大批天安门母亲至今仍在为被坦克和机枪杀害的子女奔走呼号讨公道，他们仍然否认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屠杀学生和市民，宣称他们在保护人民，没有杀过一个人。

实际上，中共政权不仅在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用坦克和军车屠杀了大批学生和市民，而且还从那时起用毒药毒杀天安门母亲及其家人。

天安门母亲苏冰娴在中共中央编译局从事文件的翻译工作。自她的21岁的儿子赵龙在天安门大屠杀中丧生以来，她不断向中外人民揭露中共政权的暴行。2000年4月1日，她在与来北京为丈夫扫墓的埃德加•斯诺夫人交谈之后，被中共特工绑架到拘留所进行讯问和搜身。 2001年1月15日晚上六点半，她喝下中共特工通过医生给她的含毒饮料后就上吐下泻，两眼失明，痛苦地呻吟几声后死亡。

天安门母亲徐珏的儿子吴向东于1989年6月3日夜被中共的机枪击中颈部而死亡。她和她的丈夫吴学汉用书面证词揭穿了中共政权宣称的在“六四事件中从未杀过一个人”的谎言：

“６月３日晚，我和向东父亲等待儿子久不归家，来回于长安大街寻找，并在一家商店门口焦急等候。直到４日凌晨５点左右，仍未见儿子归来。我们夫妇俩决定骑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寻找。

“在行进路上，我们见一群凄凄惨惨的学生，有的受伤，有的抬着被坦克压扁的学生。我们心急如焚地只顾骑车向西单方向去，惨状更是触目惊心，长安街上到处血迹斑斑，路面被坦克碾压得印痕累累，长安街两侧商店的房墙上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玻璃窗上到处用鲜血写着‘打倒法西斯！’等斗大的字。再往新华门走，正遇上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与横跨在长安街的坦克、装甲车部队相抗衡的壮烈场面，市民高呼‘打倒法西斯！血债定要血来还！’我们拖着颤动的双腿绕道宣武门直奔前门，一路上房墙上子弹孔密集。到了前门，解放军早已把天安门围得水泄不通，路人告诉我们快到各个医院去找吧！广场早没学生了。

“此时已是４日中午，我们去了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每个医院门口都贴着死伤者名单，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大家都簇拥着寻找自己亲人的名字。我们翻了许久，未见儿子向东的名字，又进到医院内从无名尸体中一个个去辩认。可怜哪！都是一具具血肉摸糊、睁着大大眼睛的年青人，但仍未见到儿子。

“在众多市民的建议下，我们辗转来到复兴医院。这时已是下午５点多，我们见复兴医院的自行车棚外排着长长队伍的市民正在寻找死者遗体。我们看到了一份名单，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吴向东’。我顿时头脑里一声‘轰’响，倒下不省人事了。

“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一张长凳上，我是被外面一阵乱枪震撼窗玻璃的巨响惊醒的，后来知道这是戒严部队和市民抢夺死难者尸体的抗争战。我立即站起来，奔向我儿子的尸体，医生们扶着我，嘱咐我说：‘您看一眼就回家去，晚上解放军仍然会来抢尸体的，他们要来毁灭罪证！’当我向儿子尸体那边走去，见周围密集地摆着一具具惨不忍睹死难者遗体。我一见儿子的尸体，发疯地扑向他，大声喊着：‘向东！你醒醒，妈妈来看你了！’他脸色苍白，双眼还睁着。

“我看完儿子尸体从医院出来，来到大街上，众多市民都上前安慰我，有一个小伙子对我说：‘你儿子是好样的，我们都是你的儿子！血债定要血来还！’一辆出租车免费把我们送回了家。

“７日，在３０万戒严部队警戒着北京城的夜晚，在亲友们的帮助下，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向东遗体悄悄地送到东郊火化埸急速火化。当时在吉普车内，我看见我的儿子连血迹也未擦掉，在换衣服时，见到枪口是从左边锁骨之上脖子射进，从后边近脊椎处穿出，子弹进口为１－２厘米，射出口为２—３厘米，伤口四周被灼烧成一个圆洞。

“我的儿子就这样离开他的父母匆匆走了！我儿子曾在５月的天安门广场写过一份遗书，遗书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他以自己的生命实现了生前的诺言。

“九月底，我们在八宝山人民公墓买到一方墓地，入葬那天，一路上长安街两旁一队队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戒严部队士兵枪口对着大街，街上不时驰过全付武装、装有机枪的军车。我们是在这白色恐怖下安葬儿子的。”

自1993年以来，徐珏和丈夫吴学汉积极参与天安门母亲向中共政权讨公道的活动。吴学汉是个地质工作者，有一付好体魄，又正值壮年的黄金时期，就担当了遇难家属之间的联络工作，热心地为难属服务，并上街张贴证词，揭露中共的罪行。不久，这对夫妻就遭到中共特工严密监控和血腥迫害。两年后的1995年11月29日，55岁的吴学汉被中共特工以癌症为幌子毒杀，在弥留之际，他仍然不忘叮咛他的家人继续他的工作，上街发传单揭露中共的暴行，直到正义被伸张。2017年4月24日，徐珏也以同样的癌症幌子被中共毒杀。徐珏的小儿子吴卫东告诉媒体，他的母亲到最后眼睛也没有闭上，要求中共对六四处理及问责，并向她交代。徐珏去世后，吴卫东在为母亲举行追思会时遭到中共当局的阻拦，其后更干预为徐珏立碑，禁止在墓碑上刻上她的名字和任何文字。

北京居民杨子明是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的还活着的受害者。那年的6月6日傍晚，他认为解放军已撤退，宵禁已解除，于是他和他的弟弟杨子平，妹妹杨月梅（也是王争胜的未婚妻）和他的朋友安基，王争强，王争强的弟弟王争胜和王争强的未婚妻张学梅（现为妻子）共七人去北京复兴门。在抵达礼士路十字路口时，他们遭到埋伏在电缆沟中的中共军队密集扫射。安基当场死亡，杨子平、王争胜送复兴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王争强、杨子明受重伤。自2009年以来，杨子明参与了天安门母亲的联署和抗争活动，并以自己的经历向人民揭露中共政权的暴行，包括在油管YouTube上发布视频证词（见2009年4月15日发布在YouTube上的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L1bVkVg3fk）。为此，他像天安门母亲一样，成为中共特工血腥迫害的目标。2012年春节期间（2012年1月23日至2012年2月8日），他被中共特工毒死在家中。

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的创始人之一。 1989年6月3日晚，她的17岁儿子蒋捷连在天安门广场以西5公里处的木溪地被人民解放军枪杀。自儿子在天安门大屠杀中丧生以来，丁子霖一直在为受害者讨公道，并和其他两位母亲成立了天安门母亲这个公益组织。为此，她一直受到中共特工的监视和迫害，曾被多次拘留。2015年，她的丈夫蒋培坤和蒋培坤和前妻生的女儿蒋女士相继去世。我非常确定，她的丈夫和女儿是被中共特工毒死的。中共特工为了摧毁天安门母亲，他们收买蒋女士为内线，指使她通过父亲蒋培坤阻止丁子霖和其他母亲对中共的抗争。由于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父女俩分别在2015年9月27日和2015年11月被中共毒死。因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家里。2007年，中共特工居然不让我和我弟弟签署监护人文件，为我母亲做了所谓的癌症手术。但手术后，他们的医生却要我弟弟买那些非常有效的高价药品。我告诉他，那些都是假药，他们的好东西是轮不到我家的。果然处方上用的大多是假名字，无法向医疗保险报销。在此期间，他们还要我的母亲在电话中劝我不要和政府作对（我很惊讶，因为我从未与母亲谈论过我和中共政权抗争的事）。我的母亲用了他们的药物数周后就失去知觉。后来他们又毒死了我的弟弟和我舅舅的小媳妇，将他们俩塞进一辆旧车，沉在在我们家乡的中心河中。

丧亲果然使人悲痛，但也使人坚强。继天安门母亲之后，她们的子女正继续在为被中共毒杀的亲人抗争（天安门母亲周淑莊的女儿段琦在YouTube上作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ELIQftRgg0）

如何对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标杆，而迫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则是所有专制政权和法西斯政权的标志。

苏联核理论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直言不讳地抨击苏共的人权，倡导自由、改革、和与非共产主义国家和睦相处，为此他遭到苏共的迫害，但他的这些努力为他赢得了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苏共政权对萨哈罗夫的获奖非常恼火，禁止他离开苏联去奥斯陆出席诺贝尔颁奖典礼。他的妻子叶琳娜·邦纳代表他出席了颁奖典礼，宣读了他的诺贝尔和平奖演讲稿“和平，进步，人权”。

1980年1月，因为公开谴责苏共入侵阿富汗，呼吁全世界抵制即将来临的莫斯科奥运会，苏维埃政权剥夺了萨哈罗夫的所有荣誉，将他流放到封闭的高尔基市，让他噤声。1986年12月19日，提出 “加速经济战略” 和实行 “政治体制改革” 的苏共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给萨哈罗夫，请他和他的妻子返回莫斯科，恢复了他以前的荣誉，还给予了他新的荣誉。

希林•伊巴迪（ShirinEbadi）是一名伊朗律师，前法官和人权活动家。埃巴迪支持国际社会对伊朗采取的“最大压力”政策，并一再呼吁西方对伊朗实施制裁。 2003年10月10日，埃巴迪因其在民主和人权，尤其是妇女，儿童和难民权利方面的杰出和开拓性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009年，她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和证书被革命法院从银行保险箱中取走，她的银行帐户被伊朗当局冻结，这是在诺贝尔奖历史上首次由国家没收获奖者的奖品。埃巴迪居住在德黑兰，但由于伊朗对批评政府的伊朗公民的迫害加剧，她自2009年6月以来一直在英国流亡。

和当下的专制政权一样，历史上的法西斯政权也迫害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卡尔·冯·奥西茨基是一位魏玛和纳粹时期德国的记者，作家和和平主义者。他在德国各地发表演说，试图以他的和平主义理论，去影响德国人民和舆论，因此他成为了一名反战和反法西斯的和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1933年2月29日，他被希特勒法西斯政权逮捕，被关押在集中营中并遭受酷刑。奥西兹基于1936年获得193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首位在监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奥西兹基的获奖对德国法西斯政权造成了沉重打击，因此纳粹当局和盖世太保禁止他前往奥斯陆领奖。 1936年5月，奥西茨基因肺结核而被假释，并被转移到柏林夏洛滕堡的西区医院接受治疗。 1936年11月7日，希特勒法西斯政权最终释放了奥西茨基，并在该月的23日，允许诺贝尔委员会来到奥西兹基的住所为他颁奖。 1938年5月4日，奥西茨基因肺结核死于柏林-潘克的诺顿医院。

刘晓波是中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和人权活动家，他呼吁进行政治改革，并参与旨在结束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运动。为此，他遭受中共政权的长期残酷迫害，并被多次被拘留和监禁。1989年至1991年，他因支持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活动而首次入狱。 1995年至1996年，他因参与民主与人权运动而再次入狱。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因参与发起和起草《零八宪章》而被拘留，并于6月以涉嫌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正式逮捕入狱。 2009年12月23日，他以同样的罪名受审判，并于2009年12月25日被判处11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2年。在他第四次服刑期间，因在中国争取基本人权和长期非暴力斗争，刘晓波获得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他被剥夺了由代表为他领奖的权利，在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后，他的妻子刘霞就被软禁在家里。

2017年6月26日刘晓波获得假释，被转移到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官方宣称他在2017年5月下旬被诊断出患有晚期肝癌。毫无疑问，在监禁期间，中共政权以检查和治疗为幌子，在他体内注入了大量的毒物和病毒，摧毁了他本来健康的身体。经过两个月的所谓治疗，刘晓波于2017年7月13日在医院因肾功能衰竭、亚急性肝功能衰竭、呼吸功能衰竭、败血性休克、不全肠梗阻和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死亡。现实和历史都证明，中共政权比当今的专制政权和过去的法西斯政权更邪恶。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是一部民主正义对抗专制邪恶的历史。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推崇民主和正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君主必须 “敬事，节用，爱人” ；把草菅人命的暴政斥之为 “苛政猛于虎” ；面对邪恶，必须直怼，弗苟且，毋乡愿：和杀害父亲的仇人不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遇到杀害兄弟的仇人不返回取兵器，和杀害朋友的仇人不住同一个国家（ “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政治黑暗无道，唯有人民揭竿而起，才能伸张正义，为社会带来亮色。 “天不生仲尼（孔子字），万古长如夜”（出自南宋大学问家朱熹的信徒1270年编撰的《朱子语类》）。

自2000年9月9日我去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诉时在国航的飞机上被中国国安部的特工下毒，我弟弟与此同时在上海地面被上海国安局的特工毒打致残以来，我一直在用电子邮件为死者向中共中央政府和上海地方政府抗争讨公道（后来，在2011年1月21日，我弟弟仍被毒杀，他们毒死了我弟弟和我舅舅的媳妇，然后把他俩塞进一辆旧车中，沉入我家乡的中心河里）。2016年5月17日我在洛杉矶的亨廷顿医院做疝气微创外科手术时，被主刀医生植入了一个监控装置，造成下半身剧烈疼痛和大量流血。2016年12月26日，我给他们专送了一封法律信函，要求医院和医生道歉和赔偿，但没有得到回应。2016年10月13日，那些滥权的官员和莱德卡车公司合作，又用大卡车撞了我儿子的车。想到留在美国不但我自己不能过平安的日子，还伤害了我的家人，我的心痛难以言表。在2017年1月5日处理完车祸事故后，我于2017年1月11日去爱尔兰避难讨生活。尽管我在爱尔兰避难，我没有停止为死者向中共政权讨公道。而且这个爱尔兰避难中心除了提供食宿外，还每月给我零用钱，使我有经济能力用电话为死者讨公道。后来一些死者家属得到了少量的赔偿，但在中共政权的命令下，他们和我断绝了关系。我舅舅的小儿子陈龙章，一直很感谢我为他的妻子逃公道，当得到赔偿以后，叫我不要再给他打电话。我叔叔的儿子李志明刚开始的时候很支持我对死者的调查，帮我找死者家属的电话，但得到赔偿以后，他给我找到的电话号码都无法打通，后来他又告诉我我弟弟的车是朝北边的中心河里开的，我知道中共在利用他误导我，他给我的电话号码都是假的。我姑姑的儿子朱正明一直对我很尊敬，对我为他的妻子讨公道也很感谢，后来他请我加入他的微信群，我感到微信是中共政权监视中国人民的工具，在民主国家里是不会允许长久存活的，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没有接受他的请求，从此他不再接听我的电话。

我是一介平民，个人能力有限，没有办法彻查所有的受害者；我生活极其贫困，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生意和工作，所以也没有财力雇佣律师和他们对簿公堂。为此我诚挚地恳求您的奥援。我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让凶手早日得到法律的制裁，让苦主早日得到迟来的道歉和赔偿，让一大批冤魂早日得到安息，并最终结束这个残暴的政权。百忙中拨冗相助，不胜感谢之至。

耑此，顺候

时绥！

李奇观敬上

2025年1月1日

又及：我诚挚地感谢您支持我继续向中共政权抗争；我也非常感谢您能帮助«上海大毒杀» 的受害者，包括在中共制造的大连空难和釜山空难中的罹难者建立一个纪念公园。如果您和罹难者的家属有联络，请让我分享他们的联络信息，以便我们一起向中共讨公道。

附录1-大连空难罹难者名单：

机组人员

机长：王永祥

副驾驶：陈锡明

工程师：潘明奇。

安全员：王军

乘务长：常艳

乘务员：庞焰、王剑、刘兵、于颖。

中国籍乘客

张岗（男）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

陈银锋（男）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

毛铠（男）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

解成杰（男）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

韩敬东（男）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

黄义成（男）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

靳九卫（男）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

唐应荣（男）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

盖立民（男）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

王磊（男）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

李春瑜（男）大连

李永志（男）大连

郭占华（女）大连

许德库（男）大连保税区管委会

杨希学（男）大连保税区管委会

宋日新（男）大连保税区管委会

陈铠（男）大连保税区管委会

李时佗（男）大连

张小楠（女）大连

张维汉（男）大连

谭嘉祺男（儿童）张小楠之子

陈明（女）大连

冉宇澈（儿童）陈明孩子

崔秀丽（女）大连

崔珂（男）大连

崔秀珍（女）大连海事大学

曲晓铁（男）黑龙江滨县滨西镇

贺瑞新（女）黑龙江滨县滨西镇

曲晓红（女）吉林省珲春市

李强（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曾令玉（女）营口

申平岗（男）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外科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申华（儿童）申平岗孩子

刘美娜（女）大连

张学志（女）大连

林淑香（女）大连，大连造船新厂副厂长

李俊凤（女）大连

王庆东（男）大连，大连妇产医院器械科科长

张延家（男）大连

张丰仪（儿童）张延家之女

王寅虎（男）大连

于文国（男）大连

金毅（女）大连

魏莱，大连

徐燕（女）北京

陈岚（女）成都，西安杨森公司北京总部市场营销

王文红（女）南京

郝金盛（女）大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闻红（女）大连，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的内分泌科教授

鞠红旗（男）辽宁丹东，武警大连边防支队开发区边防大队政工干事

滕云，大连

杨广柱（男）北京

李岩峰（女）北京

杨凌波（男）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副总经理

李燕兵（男）北京

杨文新（男）湖北省武汉市

管战胜（男）北京

李绍维（男）大连

喻兴旭（女）大连

杜宇微（女）大连

郑二闯（男）大连

林菊（女）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国际货运辽宁公司

谷国林（男）中国冶金大连公司

李朝（男）河北保定

梁洁（女）河北保定

王冬（女）吉林长春

孙敏娟（女）河北省涿州

雷立东（男）中海航公司大连分公司

于岳伟（男）大连日立电视公司

王锋（男）北京

WANG／SIHANGMS （女）中国留日学生

苏科（男）河北省涿州

杨元金（男）武汉市，大连远大制药公司副总裁

宋光华（女）大连，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教授

夏滨（男）北京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副行长

姜莱（女）大连

关迪，大连赴新加坡留学生

刘琪（男）北京

刘畅（女）大连

陈军（男）大连建筑设计院

彭荣（女）大连

潘峰（男）大连

马晓路（女）沈阳

唐丽娜（女）大连

杨昆峰（男）大连国家女足教练

胡旦夫（男）大连

刘福堂（男）北京

张锡斌（男）北京理工大学

田鑫（男）留日学生

刘德安（男）大连

邵成志（男）乌鲁木齐

田丰（男）大连，大连邮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李利（女）湖北黄石，原黄石电厂职工

郑洪

张丕林（男）大连辽宁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办公室主任

张韵雯（女）港龙航空驻大连地区首席代表

日本籍乘客

YONEMQRU/CHIYORI （女）横滨

IMOTO/KOSUKE （男）

NAGAI/JQJI （男）

韩国籍乘客

KIM/SEONG WOO

印度籍乘客

KOLEY/RAJKUMAR （男）

新加坡籍乘客

CHONG/YEW KEONG （男）

法国籍乘客

LAURENCE／FARGET （女）法国新闻社驻大连办事处记者

附录2-釜山空难罹难的中国公民名单：

机组人员

第一副驾驶：侯向宁（男）

第二副驾驶：高立杰（男）

乘务长：叶红霞（女）

乘务员：张婉华（女），贺珍（女），许丽雅（女），罗睿（女），孙嘉悦（女）

乘客

金永禄(男)、金顺敏(女)、朴成花(女)、黄亚镇(男)、廉成玉(女)、蔡光虎(男)、朴龙福(男)、朴哲浩(男)、禹龙泽(男)、徐成国(男)、俞美善(女)

附录3-釜山空难的全部机组成员和乘客名单：

ＣＡ１２９航班机组人员

吴新禄（机长，男），侯向宁（第一副驾驶，男），高立杰（第二副驾驶，男）

叶红霞（乘务长，女），王泽（乘务员，男），张婉华（乘务员，女），贺珍（乘务员，女），许丽雅（乘务员，女），杜大正（乘务员，男），罗睿（乘务员，女），孙嘉悦（乘务员，女）

中国公民：金文学，金永路，黄雅镇，连成雨，裴在元，朴春子，朴成华，朴龙福，朴贤哲朴哲浩，权成哲，权成八，任全哲，吴龙根，于龙哲，于美沙，蔡光湖，徐成国，金顺敏

韩国公民：安仙熙，安顺旭，安慧淑，安尚镇，裴丙灿，白兴福，裴在雨，裴锦燕，裴关柱，车英熙，崔云英，崔东伟，曹贞子，曹正峰，曹民在，曹尹柱，曹永燮，姜马书，高浩顺，韩书吉，何在红，何顺男，洪春子，洪吉子，洪钟日，洪企华，洪南一，洪熟根，洪顺泽，黄太植，林玉卿，张昌贤，张淑子，张阳伍，郑雨叶，郑中燮，田尚代，李仁花，李钟川，李贞淑，李贞子，李光代，李京美，李文子，李明熙，李明淑，李攀贤，李顺英，李松子，李顺钟，李顺德，李成伍，李元虎，李雨顺，林丙男，林凯男，林顺玉，南攀林，南文燮，吴英祖，吴福德，朴灿辉，朴秋玉，朴花子，朴海洙，朴亨元，朴满洙，朴瑞旭，朴秀珍，朴尚宝，钟浩男，钟　贤，钟　俊，钟中子，钟尚华，尊顺子，康钟顺，康英子，康一男，琴太燕，金宝贤，金天洙，金东焕，金东云，金浩善，金孝洙，金尊林，金贞玉，金奎薰，金庆石，金京花，金民宇，金文子，金明植，金顺燕，金顺子，金顺爱，金圣熙，金树美，金太勇，金永益，谷福焕，权庆爱，权贤辛，关福顺，关必男，关永久，关成采，李福顺，李成泽，李喜灿，李虎益，朴太根，朴云远，朴英梅，朴永富，仙宫顺子(韩)，仙宫兰，石玉贤，徐春熙，徐镇植，徐钟勋，雪益洙，沈奎浩，辛贤钟，辛燕洙，宋道皖，孙镇阁，武正代，洪成燮，洪英淑，杨达顺，杨镇庆，杨永奎，伊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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