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信 全民上书
尊敬的朋友，
您好！
在2026这个希望之年，我们请求您和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请愿。既为家国大计建言，也要求他们为自1980年起血腥侦办的“上海师范大学特务案”的大批受害者恢复名誉和惩办屠杀普罗大众的凶手；为延宕了20多年的 “2002年4月15日釜山空难” 和 “2002年5月7日大连空难” 的所有罹难者道歉和赔偿，并把制造这两起特大空难的凶犯绳之以法；特别要求他们为被中共特工诬陷为恐怖分子的张丕林正名，让他的亲人最终能走出恐怖家属的阴影。以下是我们草拟的概要，供您写信时参考。
上海大屠杀纪念网站敬上
二零二六年元旦
请愿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的民族，自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率领900余名戍卒在安徽大泽乡揭竿而起反抗暴虐的秦王朝以来，大大小小反抗暴政的起义绵延不绝，包括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腐败、呼吁改革的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和在中国21个省同步爆发的反抗暴力控管疫情的白纸运动。
在另一条战线，这个伟大民族的英勇子民千百年来前仆后继地用上书来匡正时弊，伸张正义和争取权益。从古代汉朝的臣民去直达天庭的公车府向皇帝上书，近代国学大师康有为带领一千多名进士向光绪皇帝进言的公车上书，到近年的天安门学子们向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凡此种种，无处不在见证中华民族在追求正义、理想和权益路上的筚路蓝缕。
先贤的远见和前人的壮举可以使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攀登；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能使我们顺着浩浩荡荡的潮流前行。为此，我们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请愿：
一. 厉行改革，实施民主
民主不是炫耀政绩的摆设，更不是掩盖暴政的护符。民主是看得见、摸得着、护国利民的神器。但当下的中国，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人民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丧失了胡耀邦-赵紫阳时期的那种开明、开放和宽松的民主环境。为此我们要求中共重祭改革大旗，清除沉疴痼疾，为人民提供一个自由开放的民主环境。
二. 拨乱反正，回归宪政
2018年，位高权重的中共党魁习近平擅自修改宪法，删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在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在面临违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争议中，开始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第三任期。在2023年3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年届70又没有学历的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自此产生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国家元首三连任。在现代社会，65岁以上通常被定义为老年人口，体力、精力和记忆力开始衰退，到70岁时已到达被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定义为“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在这个年龄，习近平常常要翻小本子才能回答记者的提问，引发会场的议论纷纷和一片笑声。为此我们强烈要求习近平以苍生为念，社稷为重，走出溜须拍马者为他搭建的“定于一尊”的虚幻神坛，让贤给有德行、有学历、有智慧的年轻人。
三. 清算“东厂”，严肃纲纪
“东厂” 由明成祖朱棣在1420年亲自设立，全称为“东缉事厂”。他们肆意侦查、逮捕、审讯，镇压异己，是明朝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就是直接听命于习近平，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当代“东厂”。但他们比“东厂”更凶残，杀人更多，包括在社会上鼓吹民主的人士，为子女讨公道的天安门母亲和习近平的政敌，在2018年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上投票反对修宪的李克强。这位深孚众望的前总理在2018年写的一篇文稿中清楚地表达了他反对修宪的立场：“任何国家若任意修改宪法，便等于动摇了立国的根基。权力一旦失去约束，社会的信任必然崩塌，制度也随之走向虚无”。
四. 为“上海师范大学特务案”平反
这起被中共推断的旷日持久的特务案发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大学校园内。1977年11月7日，当事人李奇观参加了文革结束后的首次全国高考，并很荣幸成为上海师范大学自1965年以来的第一批大学生。但很不幸，他被中共当作外国特务血腥侦办。因为他经常在媒体宣扬民主理念，倡导自由正义，呼吁改革开放，还特别躬行实践，和上海企业联袂进行民主改革试验。再加上他除了自己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还酷爱外语，热衷翻译，并不时就译文向外国专家请益。中共特工屠杀了大量无辜的生命，包括他的父母、妻子、弟弟、亲戚、导师、同学、学生、朋友和生意合作伙伴。我们强烈要求中共为这个子虚乌有的特务案平反，向蒙冤的受害家属道歉和赔偿，并惩办那些屠杀无辜民众的凶手。
五. 还釜山空难的罹难者一个迟来的公道
国航釜山空难是国航空中下毒的继续。由于无法忍受中共特工对这起虚假特务案的血腥侦办，李奇观在2000年9月9日从美国洛杉矶搭乘国航的国际航班去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不幸的是，他不但没有告倒那帮恶人，反被中共国安部的特工毒倒在飞机上；与此同时，他的弟弟在上海地面被上海国安局的特工用铁棍打倒在血泊中。自那时起，他开始了向中央和上海地方政府长达一年多的投诉，但都石沉大海，连一封例行公事式的回函都没有。所以，在2002年，他开始告洋状，请求美国西北航空公司帮助他向中国民航局和国航讨公道（他的机票刚好是从他们的合作伙伴-美国西北航空公司那里买的）。为了让民航局正确理解诉求，他还专门给民航局长刘剑锋写了一封中文申诉信。不久，他就收到了西北航的来信。除了对此事件深表道歉之外，还告诉他“确信你会很快收到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回应”（CONFIDENT YOU WILL BE HEARING FROM AIR CHINA SOON.）。但他等到的不是期盼已久的公道，而是国航的航班2002年4月15日在釜山机场附近的山丘上擦撞的噩耗。他当即发文揭露这是中共特工犯下的罪行，并强烈要求中共惩办吴新禄等凶手和向罹难者家属道歉和赔偿。他还召开记者招待会，写信和打电话给律师，发电子邮件给广大民众，请求他们一起为这些无辜的受害者讨公道。但中共至今还没有为这起人为的空难道歉和惩办凶手，给所有罹难的乘客一个合理的赔偿，尤其是至今还没有得到任何赔偿的中国乘客。为此，我们再次向你们提出以上诉求。
六. 为张丕林正名，为大连空难惩凶、道歉和赔偿
4月15日刚发生过釜山空难，中国民航局还余喘未息，它旗下中国北方航空公司的一架麦道MD-82客机在2002年5月7日又在大连海湾失事。这一次，中共特工为了掩饰他们在国际航班上对被诬陷为外国特务的李奇观下毒的罪行，指控他的大连合作伙伴张丕林炸毁了客机。但他们手法拙劣，欲盖弥彰，反暴露了他们草菅人命的凶残本性。
未审先判。5.7空难发生后，中共还没开始调查，就把张丕林的家属拘留在一家预先为他们准备的旅馆里，不让他们上班和外出购物，也不让他们见死者的遗体，为空难罹难者的家属和整个中国社会制造了一个张丕林炸毁客机的假象。张家人自5月8日起在那里被拘留了7个月，直到2002年12月6日才被释放回家。
主证是经不起检验的。中共指控张丕林犯案的主要证据是购买了7份保险，以诈取7份保单承保的140万人民币的赔款。我确信张丕林是不会买保单去炸飞机的，因为投保了去犯罪，保险是不赔的，这是每个人都懂的常识，常识是不会改变的，证据是可以伪造的。再说张丕林家境优渥，妻子是证券公司的高薪主管，他自己是国企的高管，几个月前还开了一家装饰公司，光“五一”期间就接了差不多10单活，没必要为140万人民币（约17万美金）赔上自己才37岁的身家性命。所以，这7张保单是中共特工帮他买的，作为指控他制造空难的证据。
副证是子虚乌有的。中共还提供了犯罪副证，他们发现 “有记录显示张丕林带了几瓶违禁的易燃液体上飞机”。 这个记录应该是机场提供的，意味着机场的安检人员放行了张丕林携带的危险物品。但空难发生后，中共调查人员竟然没有去北京机场调查，也没有对罪犯的帮凶惩处。他们的调查还指出“张丕林在北京某化工商店购买了易燃液体”。 但他们不愿公布是哪一家商店和哪些危险品。所以，这些所谓的副证也是他们为了自圆其说编造的谎言。
神秘的北京之行。张丕林是突然去北京的。5月7日早上他告别妻子去上班时，还没有什么异样，也没有要外出的计划。5月7日中午的时候，他突然要去北京取一笔欠款，但他在北京只停留了几个小时就返回大连。在机场他至少打过3个电话。一个电话是打给妻子徐女士，告诉他“自己在北京，详情等回家再说”。还有一个电话是打给与他一起做工程的好朋友，据说他们谈的也是生意上的事情，但这个人拒绝了记者的采访。第三个电话是打给装修的工头，询问正在装修的工程进展情况。 徐女士在临睡前，又收到丈夫发的短信，告诉了她航班号。了解张丕林出事前在大连和北京的活动，对厘清这个扑朔迷离的诈领保险理赔案至关重要。但是记者联系到的采访对象均表示，公安部门已经对他们作过调查，并且指令他们不能向外透露调查内容。
摧毁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张丕林1983年就读南京大学物理系，读完4年本科后，又考取研究生，1990年硕士毕业。在南大期间，认识了他后来的的妻子徐女士，她也是这个名列世界百强的著名大学的学生。张丕林毕业后在大连市公安局户籍处工作，因不喜欢那里压抑的工作氛围，一年后辞职去大连辽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工作，担任办公室主任和总经理助理。他的办公室同事说“这个人挺聪明，挺和气，也没有发现什么怪异的地方，大家平时嘻嘻哈哈挺好的”。他们夫妻很恩爱，徐女士称她的丈夫是一个顾家疼爱儿子的男人，“只要有时间，每个星期天他都会带孩子出去玩”。在他家养老的岳父告诉记者，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因为 ”女儿和女婿之间，占主导地位的是和睦”。现在不但这个幸福家庭被摧毁，亲人还蒙上了一层恐怖分子家属的阴影。
迟来了7个月的不公道。2002年12月6日下午5时，在旅馆里拘留了7个月的张丕林家属被带到大连市中山公安分局听取中共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领导的5.7空难处理小组的调查结论。张丕林的弟弟张丕明认出其中有大连市公安局副局长和中山公安分局局长。张丕林的家人紧张地一字一句听完了这个100多字的结论，核心内容是：“调查认定本次空难系张丕林纵火造成”。张家人当即提出要了解结论得出的调查过程，调查小组负责人回答说：“一、此事特殊；二、你们有什么要求我们解答不了，会转达上去，有答复我们再转告给你们”。 第二天，中共国务院授权新华社向全国公布了同样的调查结论。12月8日早上，张丕林的几个亲属悄悄地从大连官方领出了张丕林的遗体，送到大连殡仪馆火化。
这是一起既炸了飞机，又夺走了112条人命，中共特工犯案后嫁祸于人的特大冤案。我们强烈要求中共惩办真正的凶手，并为张丕林正名，不能让他像杀害了民族英雄岳飞的秦桧一样，成为被人唾骂的千古罪人，恢复他一个高学历、有智慧、正直公民的形象。我们也要求中共向罹难者家属道歉和赔偿，并把这个陈年冤案的甄别结论通过新华社昭告全国。
大连57空难以后，因为在短期内接连摔了2架飞机，主导惩处国航下毒案的刘剑锋反被惩罚，在2002年5月20日被撤去了民航局长的职位。与此相应，受害人李奇观也不再收到民航局处理国航下毒案的任何信息。
七. 不信正义唤不回
在官官相护的中共官场，高官犯错往往是高高挂起，轻轻放下。2015年6月1日，“东方之星”号客轮在湖北省监利市境内的长江大马洲水道沉没，船上454人仅12人获救，是中共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船难。但中共仅把湖北省省长王国生调任青海省省委书记，算是承担了主要领导责任；副省长王晓东在事故后虽受到党内警告，后又升任湖北省省委书记。
但受冤的黎民百姓则会被中共官方和警方死缠烂打，有的甚至连公道都看不到，在关押或指定居住期间就已被折磨致死。尤其是那些外国特务案，罹难者的家属和幸存者都要经过几十年的抗争才能得到平反，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下面两个：
1. 特工捕风捉影的特务案
1955年哈尔滨市公安特工侦破的邵玉魁国民党特务团伙案因电影“徐秋影案件”的上映而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邵玉魁因为曾担任过国民党妇女协进会副主任而被推断为杀害叛变的同伙赵洁珊的主谋。此案一共夺走了5条人命，她的大弟邵莲魁、妹夫李子和被立地执行枪决，小弟邵亚魁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出狱后服毒自杀，李子和的儿子和邵玉魁的丈夫被迫害致死。与此同时，他们的亲朋好友一百多人受此案株连，因质疑这个案子而遭到批判的干部多达200余人。在身陷囹圄的邵玉魁35年的持续不断地申诉下，中共最后认定这是一宗缺少确凿证据的冤假错案，并给予了他们住房和其他经济赔偿。
“复兴党暴动案”是云南省普洱县磨黑镇公安局用刑讯逼供推断出来的一个国民党特务案。1951年，那里的公安特工在审讯关押在监狱里的地主和资本家时训斥他们妄图用暴动来恢复国民党时代的乐园，并逼他们检举揭发，将功赎罪。磨黑镇公安把检举材料上报到普洱县委和思茅地委后，思茅地区开展了大拘捕和大屠杀，引发了受害家属持续不断地申诉。1981年，思茅地委对普洱县委《关于‘复兴党’一案的复查报告》作了批复：“这个‘复兴党’案纯属假案，应予彻底平反。凡错处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因受‘复兴党’案株连的也应纠正，并按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规定做好善后工作”。 但此时，这个假案已经造成126名地主和资本家被处决，37人被判死缓，669人被判刑坐牢，133人被管制，168人曾经被关押和审查。
2. 高层定调子捂盖子的特务案
赵健民特务案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云南省的一宗特大冤案。该案牵连了138万7千余人，1万7千余人被屠杀。1968年1月，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和“叛徒”，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在云南省内大规模抓捕“赵健民叛徒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成员，制造了1万5千余起冤案和假案。
1967年2月20日，中共中央电召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及省委常委刘林元等人前往北京，讨论云南形势。赵健民当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提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提议以发扬民主的方式解决文革问题，他的言论被康生认为是在反对中共中央、反对毛泽东主席和反对文化大革命。
1968年1月中旬，云南文革运动混乱，两派武斗不断、生产停滞。赵健民及昆明军区等军内外的几位负责人一同飞往北京，向中央汇报省里的工作情况。1月21日，康生在京西宾馆召开了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期间赵健民被康生以“国民党特务”和“叛徒”的罪名逮捕，非法关押长达8年之久。
赵建民特务案在文革结束后得到纠正。中共云南省委在1978年8月4日发出第111号文件，通知全省县以上机关干部为赵健民平反；同年9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关于为“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平反的通知》的123号文件，并于当天召开了有20万人参加的平反大会。
“两陈特务案”也是一宗中共高层定调子捂盖子的冤案。1950年，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省长叶剑英遭到两次炸弹袭击。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怀疑广州市公安局有“内鬼”，并把目标锁定在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和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坤身上，因为他们过去曾在新加坡和香港做地下工作，中共掌权后又重用了一些国民党的中统特务为他们办案，因此被罗瑞卿认定是“国际间谍”和“中统特务的后台”。1951年2月6日，黄历中国新年大年初一晚上，罗瑞卿在餐桌上逮捕了陈泊和陈坤，并把他们押送到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监禁。
随后，在罗瑞卿的指示下，广东省、广州市公安系统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高潮，广州市公安局有300多人被抓，广东省公安厅有700多人被抓。1952年10月，被关押一年零八个月，年仅41岁的陈坤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尸骨不知去向。1953年3月，公安部在监狱的食堂里对两陈定罪并宣判。陈泊被判刑10年，陈坤当时已经死亡5个月，仍被判刑8年。陈泊判刑后，理应让陈泊与家属见面，但得知陈泊的妻子吕璜一直在向有关领导申诉后，公安部领导不许陈泊和吕璜见面。
“两陈案”从始至终都是在罗瑞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审查的。公安部负责审查“两陈案”的是一局的范祥、郝力光、郭松华。经过一年多的侦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陈泊、陈坤不是“国际间谍”；他们利用的旧关系无一是为国民党服务的中统特务。但罗瑞卿的态度很坚决：“此案不能动摇”。 根据罗的指示，一局局长凌云批示：“审不出中统特务来，说明我们审讯工作无能”。主审的范祥等三人因坚持己见，均受处分，被调离公安部。
在监狱的大墙外，除了吕璜在到处为她的丈夫鸣冤叫屈外，北京工业大学学生及顺德也一直在为陈泊讨公道。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和陈泊的儿子陈修力是同学，对陈泊的遭遇深表同情。文化大革命中，北工大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公社》采纳了及顺德的提议，把陈泊从湖北监狱带到北京为他翻案。1967年8月的一个晚上，及顺德带着陈泊和吕璜见面，让这一对阔别了14年的患难夫妇在王府井一带遛了三个钟头，他在不远处监护着他俩，然后再用自行车把陈泊带回北工大。及顺德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为了解救陈泊和为两陈案翻案，他主动请缨担任“北工大两陈专案组”组长，为“两陈案”的平反作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他在帮陈泊申诉的同时，还指示吕璜陪她的丈夫到医院检查治疗他在监狱里落下的严重胃病。但及顺德的平反行为遭到公安部造反派和吕璜单位的妇联造反派的联合反对，并由公安部用武装把陈泊押回湖北沙洋劳改农场。陈泊在那里遭受着繁重劳动的折磨，造成他胃痛加剧，呕吐不止，直至不能进食，昏迷不醒，于1972年2月在他63岁那年惨死于劳改农场。及顺德也为此遭到惩处，1971年被公安部押送到甘肃天水劳教八年，直至1979年才恢复工作。
在及顺德等友人的一路支持帮助下，吕璜持续不断的上诉终于取得了成果。1980年10月11日，中共宣布两陈“国际间谍”和“中统特务后台”案是一宗错案，否定了1953年对陈泊、陈坤的判决，恢复他们的名誉，并责成相关部门妥善安排此案的受害人。因“两陈案件”受株连的及顺德也在1981年得到了平反。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子早在2500多年以前就告诫君王：君如舟，民似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则没；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则倾”）为此，我们强烈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应顺民意，倾听民声，尽早为这三个已经延宕多年的人祸平反。让所有的受害家属得到一个迟来的道歉和合理的赔偿；严惩直接和间接的凶手，早日把那些伤天害理的重罪犯绳之以法；并给“上海师范大学特务案”和“大连炸毁客机案”的蒙冤者昭雪，让蒙羞的亲人最终能走出犯罪家属的阴影，以免给他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千古骂名。
请愿者谨启
二零二六年元月
